觀光業者上凱道，要的是客源，不是政府的補給，說明政府的經濟政策沒有對症下藥。基本工資調漲百分之五，企業成本將因此增加二百二十三億，是否能提振經濟景氣，是否影響企業投資意願，還要多想想。

調漲基本工資目的在照顧勞工。主張者認為，能進而使整體薪資水準上揚，帶動內需消費，使經濟隨之成長。但許多實證研究指出，基本工資無法提振景氣，甚至讓弱勢勞工彼此相殘，雪上加霜。

美國經濟學家紐馬克、瓦斯徹的研究就發現，最低工資使財富從窮人流到其他窮人，而不是從有錢人流向窮人。其實工資管制非良藥，最低工資不但無法幫助可憐的勞工，反而會讓他們更可憐。

經濟學理論均衡工資是由正斜率的勞動供給、負斜率的勞動需求曲線共同決定的。前者指工資愈高，愈多人願意放棄休閒，工作賺錢；後者指工資愈高，廠商願意雇用的工人愈少。

基本工資調高，受影響較大的是「邊際勞工」，多係年輕人、教育程度較低的低技術者，中高階薪資者受影響較小。當最低工資調高，有人加薪，但也有人因而失業。失業者是更沒有競爭力，屬於弱勢中的弱勢的一群。財富從窮人流到其他窮人，道理在此。

紐馬克、瓦斯徹另一項更廣泛的研究，是分析近百篇各國的研究，發現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都得到「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的結論。

南非政府二○一一年調高周薪至五十七美元，未達標準的工廠遭大舉查封。當時多數勞工周薪為三十六美元，大部分是不識字的弱勢黑人女工，屬於「邊際勞工中的邊際勞工」，她們哭喊抗議：「為什麼不讓我們工作？」

中小企業多為勞力密集型，受最低工資衝擊較大。中小企業一旦經營困難，關廠退出市場；勞工失業，大財團成為市場占有率的得利者。想以基本工資調漲以提振景氣，未必能如願。大企業尤其會從其他方面節省成本，包括遷廠到低薪的外國，生產線更加自動化：工作機器人已逐漸占據生產線。

紐馬克與瓦斯徹在《最低工資》書中指出：「紓緩貧富差距，最低工資不是有效工具。要改善低技術勞工的家庭生活，政策制定者應該另謀他法。」

台灣產業發展模式過去傾向「效率驅動」，如今談「創新驅動」。但政府未有效排除障礙，提供誘因，產業創新轉型的動能依舊不足。沒有創新，就只能削價競爭，賺取薄利，當然無力調漲薪資。

政府喊出「創新、就業、分配」並重的經濟模式，工商業直言應先把餅做大，加入「成長」並靠投資來帶動。但若太強調就業與分配，造成齊頭式平等，結果將使勞資更加對立，無濟於事。

我國超額儲蓄快速增加，過去十年從七千億元躍升至二點五兆元，今年上半年企業投資僅成長百分之零點九，海外投資增幅卻高達八成，顯示企業寧可到海外布局，而不選擇留在國內。

政府應思考，如何把台灣投資環境做好。徒然提高基本工資，而無「造餅」的機能，不足以支撐經濟和所得提升，欲求「薪資正義」而不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