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黃光國

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去年（二○一五）七月二十二日李登輝在日本國會議員會館，以「台灣的典範轉移」為題，對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眾議員案信夫等人發表演講，蔡英文的「小英文教基金會」立刻將這篇講稿掛在其「想想論壇」之上，海內外獨派學者也紛紛撰文呼應。李登輝刻意安排這次演講的用意，很明顯是要給蔡英文下「指導棋」，在這場演講裡，李登輝說：「中國的五千年歷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

為了要批評「亞洲價值」，李登輝引述五四時期名作家魯迅的論點：「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凶』，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

五四時期中國知識界盛行著三種意識型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魯迅的論點，代表了其中的「反傳統主義」。接著李登輝又說：「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模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並非沒有道理。」

早在一九八○年代，亞洲四條小龍創造出「東亞經濟奇蹟」時，世界各國已有許多社會科學家從不同角度，批判韋伯的名著《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我最近更出版了一本《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以三十七萬字的篇幅，全面批判韋伯學說的謬誤。

韋伯將基督新教視為一種「文化系統」，建構出其「理念型」（ideal type），再以之作為參考架構，用「文化對比」的方法，研究儒家倫理，犯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謬誤。更重要的是，韋伯認為，一九一一年滿清王朝覆亡之前，中國社會結構的主要面相大致保持穩定，因此，他在描述中國的社會結構時，採用「理念型」的研究方法，打破時間的限制，隨意引用不同時代的材料，來描述帝制中國社會的「理念型態」。問題是，儒教的歷史比基督教長得多，而且在歷史上也有明顯的轉變，他把儒家倫理在中國不同歷史階段中的展現混為一談，已犯了方法學上「熔接的謬誤」。李登輝不僅無視於「中國崛起」的客觀現實，對於韋伯學說的理論錯誤也一無所知，反倒引用他落伍過時的「亞洲發展停滯」說，所謂的「脫古改新」，究竟要「脫」什麼「古」？

五四時期鼓吹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根本沒有能力區分中國文化傳統與其中「專制思想」的界限，反倒將所有的傳統文化都當成批判和打倒的對象。魯迅小說《狂人日記》所代表的那一聲「吶喊」，無非是要揭穿「中國數千年專制的歷史是吃人的歷史」。以魯迅為首的作家所創造的其他文學作品，目的雖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效」，他們除「民主」和「科學」兩個空洞口號外，根本開不出任何一張藥方。

可是，這種偏頗的意識型態卻為日後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鋪路奠基的工作，也成為台灣「四一九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礎。結果「文化大革命」在大陸演變成為「十年浩劫」。李登輝雖喜歡吹噓他高中前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其實他對「亞洲價值」、文化和歷史的認識都極為膚淺。他在一九九四年掌權後，發動一班「自由派」知識分子所推動的「教育改革」，已把台灣的教育搞得千瘡百孔。如今台灣的中、小學教育不僅已變成「缺德的教育」，台灣的大學教育更是面臨「崩盤的危機」。李登輝對於這樣的歷史教訓毫無任何反省的能力，反倒跑到他的「日本祖國」，去吹噓他的「脫古改新」，他究竟想把台灣推向什麼樣的境地？蔡英文在她的「想想論壇」上推銷這種落伍的意識型態，難道不怕誤國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