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黃光國

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七月十六日，工研院董事長蔡清彥應邀在總統府月會上以「從創新型經濟思維看台灣高科技產業轉型」為題，發表專題報告。他舉出許多實例說明：科技是爭時間、爭第一，需要即時掌握機會，不然就會落後；別人有構想是馬上做，台灣科技經費審查卻要等十四到十八個月。

更嚴重的問題是：在西方科技先進國家，科技研發經費主要來自私人企業；我國私人企業對科技研發的投資卻日益萎縮，整個國家的研發經費主要來自政府科技預算。他引用具體數字指出，中央研究院近十年來預算增加一倍，工研院則是零成長。

在我看來，目前台灣產業創新的最大危機在於：全國的科技研發經費主要來自政府預算，而政府科技經費的使用卻全然不講效益；每年大筆耗用的經費，收到的成果效益微乎其微。整個問題的罪魁禍首，在於國科會和教育部長久以來一直拿不出一套有效的辦法來評估學術研究的成果。

如眾所知，目前國內學術研究成果的評估，主要是看發表SCI和SSCI的論文篇數。西方科技先進國家評估學術論文影響力的大小，主要是看該篇論文被引用次數的多寡。學術期刊的衝擊指數（impact factor）則是取決於期刊所有刊登論文被引用的總次數。然而，橘逾淮為枳，這套制度移植到台灣之後，變成只看刊登期刊的衝擊指數，而不管自身論文的被引用次數。至於國內學術期刊的TSCI和TSSCI排名更是完全變質：它是由教育部或國科會邀請各學門的一些學者，針對出刊期數、有無脫期、退稿率、內外稿比例等等的形式指標，主觀決定某一期刊是否可以列名「金榜」，學術影響反倒成為次要的考量。

在這套制度的約制之下，國內學者為了求職、升等或應付機構的評鑑，莫不千方百計設法提高自己發表SCI和SSCI論文的數量，而很少有人會去深入探究發表論文的內容。久而久之，國內學術界開始流行「輕、薄、短、小」的論文，大家拉幫結派，組成「研究團隊」，爭取國家經費，購買貴重儀器，再用輪流掛名的辦法，衝高論文發表數量。一旦有論文登上高衝擊指數的期刊，便召開記者會大肆吹噓，大家在意的是「印論文換獎金」，全然不管該篇論文成效如何，是否經得起學術社群的考驗。

時至今日，發表SCI和SSCI論文已成為台灣學術界的「新八股」。大家一窩蜂地盲目套用西方既有的研究典範，拼命作「加工出口」式的「學術研究」，整個學術社群也喪失對學術研究成果作「實質評鑑」的能力。

在這股歪風籠罩之下，在國科會和教育部「評鑑制度」的桎梏之下，今天台灣的學術界就像中了鴉片煙毒一樣，「國日衰，民日弱，不旋踵之間，舉國無可用之人」，整個國家的學術研究喪失了動力，台灣的產業如何還可能有創新的能力？

在蔡董事長的演講中，他再三強調：台灣負擔不起落後的代價。如果教育部和國科會仍然故步自封，不思長進，拿不出有效的辦法來改變這套「狐假虎威、自欺欺人」的評鑑制度，我們很快就要被迫吞下一切「落後的代價」。主管官員請三復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