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慧莉

人口流動，向來是人類史上持續上演的戲碼。近二十年來，由於許多國家境內發生勞力短缺、人口老化、戰亂等問題，新一波人口外移現象正在全球各地展開。「外移者」可能是短期「出外打工」，也可能是長期「躲避烽火」。不管動機為何，他們的出現都衝擊著當地社會，甚至在有些社會引發巨大騷動。然而，日本居民吉富和德國神父李奇特卻本著同理和開放的心情，對落難的移民伸出援手……

將心比心

日本主婦吉富
成立電台 讓新住民安心

志津代．吉富（Shizuyo Yoshitomi）一九七九年畢業於京都外國語大學西語系，之後曾在神戶的阿根廷領事館擔任特助，對新移民提供協助。後來，她結婚生子，回家當過全職主婦多時。

移民潮解人力荒

一九九○年，吉富重返職場，服務於神戶的波利維亞領事館。工作之外，她鮮少有機會說西班牙語。不過，自九○年代後情況有所丕變；有鑑於勞力短缺，日本政府向外求援，核發特別簽證給有日本血統的拉丁美洲人，於是引發了一股來自巴西、祕魯等南美國家的移民熱潮。

除了南美洲，日本政府也從東南亞國家引進勞力。在神戶，外勞移民集聚在長田區，多半任職於當地的鞋子工廠和橡膠廠。這些在日本的少數族群對日語一竅不通，除了提供勞力，需求鮮少受到當地社會的重視。一九九五年發生芮氏七點三級的阪神大地震，更凸顯了移民們的窘境。

事發當時，政府的救援行動緩慢且成效不彰，引發民怨，許多日本居民主動前往受災區，投入救援行動。地震過後兩天，住在神戶另一區的吉富來到了長田區，看到許多地方瞬間化為廢墟，教會也垮了，原址搭起臨時帳棚，用來醫治受傷的居民。許多義工忙著協助安置那些因地震而流離失所之人，吉富也熱情地加入義工行列，尤其注意到移民們的迫切需求。

在受創區設電台

「警車沿路播放訊息，但我們只聽得懂『tsunami』（海嘯）……不曉得海嘯會不會直撲而來，我們渴望聽到用自己的語言發送的訊息。」與丈夫於一九九一年從祕魯移民日本的歐希蘿（Roxana Oshiro）憶起地震發生時的心情。此心聲被吉富聽到了。

地震過後兩個月，吉富和義工夥伴在受創最嚴重之區架設了一個非營利性質的廣播電台「FMYY」。這是個多元發聲的社區媒體，除了滿足義工們和受災居民當下對災後資訊的強烈需求，也一視同仁地讓像歐希蘿這樣的移民者如願以償。

新電台坐落於長田區的一個臨時工作室，以五種語言播音，包括西語、越南語、菲律賓廣泛使用的塔加拉族語等。電台的西語節目就由對此語言流利的吉富負責。

正視多樣性觀點

阪神大地震雖震壞了神戶的許多房屋，卻也震出了市民的多元族群意識。「我相信地震後有愈來愈多的神戶居民意識到多元和少數族群觀點的重要性，看到其對都市發展的價值。」吉富說。

為了幫助移民更快融入日本社會，吉富在電台工作之外，還成立了非營利機構「多語言中心」（Multilanguage Center FACIL），提供翻譯服務；非營利組織「世界兒童社區」（World Kids Community），資助少數族裔兒童的教育。

吉富的熱誠也鼓舞了受惠移民挺身而出，貢獻一己之力。「每當我來電台徵詢，她是唯一會說西班牙語的人……而且她信任我，鼓勵我加入電台計畫。」曾鴨子聽雷，搞不懂地震發生時所處狀況的歐希蘿懷想當年時表示。她在吉富的號召下於兩千年起加入FMYY，負責西語節目，並肩起西語雜誌《Latin-a》的編務。與吉富共事，歐希蘿在養兒育女和子女的教育上也受惠良多。她的長子如今已上日本大學。

理論與實務並重

不過，吉富和團隊們為日本移民所做的一切並未受到日本學術界的認可，這讓她決定攻讀博士學位，為所從事的任務提供理論基礎。二○○八年，吉富如願拿到京都大學人類和環境學系所授與的博士學位，讓京大足立幸男教授（Yukio Adachi）對其毅力和精神佩服不已：「三年來她通勤往返於學校和工作間，以此完成博士論文，實不簡單，我和她的研究所同學都備感激勵。她已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還想研究理論，這種學生不多，卻因而樹立了一種新的典範。」

而今，FMYY裡有兩百位義工參與電台的工作，以十種語言廣播。吉富認為電台的工作意義非凡，「所有的重要訊息都該以多國語言呈現，好讓日語不通的居民更快融入日本社會，而他們的參與也將提供多數日人不曾察覺的嶄新觀點」。她提出此論點時，正逢有人開始呼籲日本接受更多的移民，以對抗少子化和人口快速老化的隱憂。

助人發展亦利己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過後，吉富再度飛到嚴重受創的東北區，協助成立了許多社區電台；在滿目瘡痍的氣仙沼市搭建了「互助氣仙沼市電台」，對災後的菲律賓社區伸出援手。

當有些日本人仍然對日益增多的「外來族群」心存芥蒂，吉富卻反而助長他人聲勢，因為她相信「這有助整個社會更有彈力」。而她個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協助移民的過程中，吉富自己也獲得極大的成長動力：「自從阪神地震後，我的人生歷經極大的改變。我從未想過自己會念博士。」當然，她也不會想到有朝一日會成為大阪大學國際合作中心的副教授，以及因多年來致力於國際文化交流而於二○一三年得到日本文化廳的表彰。

鼓吹接納

德國神父李奇特
讓爭論雙方聆聽對方

法蘭克．李奇特（Frank Richter）為德國天主教神父，目前亦是薩克森州一個致力於推廣民主的非營利團體「公民教育中心」的首腦，主要在協助德國東部社區處理目前最棘手的難民問題。

不久前，德國一個靠近捷克邊界的小鎮諾伊基希（Neukirch）處於劍拔弩張的態勢；當地居民在聽到有一百位政治避難者即將住在他們鎮上的消息後，義憤填膺地走上街頭抗議。在千鈞一髮之際，李奇特現身。

調停專家來救火

自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後，諾伊基希鎮就面對各種挑戰：高失業率、年輕人遠走他鄉、學校關閉，而今又面對整合難民的新挑戰。鎮上的集會喧鬧不已，充滿反對聲浪，鎮民最不滿的是，當局未與民眾商量就擅自作主。

鎮長克羅思（Gottfried Krause）騎虎難下，既有責任對政治避難者表示歡迎，又要顧及居民的情緒反應。他自忖，既然「把政治避難者趕走」非選項之一，唯有「與居民對話」才能化解危機，而唯一能打破僵局、開啟對話之人非李奇特莫屬。

二十五、六年前，東西德統一的前夕，多虧有李奇特在示威者與當時的共產政體之間調停，才避免當時頻頻上演的街頭抗議演變成流血衝突。於是，克羅思鎮長給了李奇特一個電話。

李奇特一出現，便立刻以溫和而堅定的態度，讓鎮民、小鎮當局和薩克森州官員的庇護問題討論變得輕鬆不少。他一邊聆聽，一邊記下重點和回答問題，碰到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承諾詢問相關的主事者。

「李奇特是唯一有辦法處理這種事的人，即便他沒有讓彼此對話，至少他讓雙方聽到對方的意見。」服務於「諾伊基希青年中心」的摩里茲（Tilo Moritz）表示。諾伊基希的路德教會牧師布理蘇斯基（Jörg Briesovsky）也說李奇特「趕走了許多疑慮」，讓鎮民相信行政部門並非存心找碴。今天，情況改觀，常有諾伊基希居民在問他們該怎麼幫助這些政治避難者。

問題不在伊斯蘭

造訪諾伊基希鎮之後，李奇特看到德勒斯登附近的街道上聚集許多「Pegida」（即「歐洲愛國者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的支持者，且短短三個月從原本的幾百人擴增至兩萬五千人。

Pegida組織所傳遞的「反西方伊斯蘭化」訊息固然有損德國形象，但更讓李奇特擔心的是，Pegida組織和反Pegida陣營對彼此的辱罵會讓社會變得更分裂。德國總理梅克爾就曾批評Pegida組織成員「冷血，經常充滿偏見，甚至仇恨」，Pegida成員們則聲稱：「新聞媒體是一群騙子。」

許多薩克森州社區居民寫信給李奇特，他們有著與諾伊基希居民類似的擔憂。因此，李奇特認為「問題不在伊斯蘭」，而是需要更多的包容，但這意味著更多的溝通。

今天一月，李奇特做了一件不可思議之事：他說服Pegida運動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齊聚一堂，在德勒斯登展開一場「參加Pegida與否」的對談。一位年輕穆斯林女孩表達在德勒斯登居住的恐懼，另一名憤怒的居民則提到巴黎《查理周刊》的攻擊案，擔心德國會成為下一個目標。說話輕聲細語的李奇特在當晚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他審視群眾的反應，不偏袒任何一方。

歷史學家烏布里區特（Justus H. Ulbricht）認為在「Pegida」的辯論中李奇特再度發揮他「讓雙方聆聽對方」的本事，再度信靠言語的力量和人們傾聽的能力。

同理他人的處境

近幾年，來自伊拉克和敘利亞等戰亂之區的人民紛紛逃往德國避難。「當德國東部的小鎮被要求接納這些難民時，居民的反應常常是措手不及，主管部門事先都沒跟他們商量。」李奇特表示。

誠如在鎮上教書的居民布蕾爾（Ulrike Bielor）所說，「我們歡迎這些難民，但不是這樣草率行事。這些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來了，如果無所事事，該怎麼辦？」

這位老師和其他居民在與地方當局談不攏後，寫信給李奇特，請求協助。李奇特一來，她便發現整個氛圍都不一樣了：「他的話語句句打動人心，儘管最後還是沒有具體結果，但大家都覺得要繼續溝通和談論，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事實上，與其他德國城市相較，德勒斯登的穆斯林人口是最少的，卻成為Pegida運動的主要戰場，對李奇特而言，一點也不足為奇。他深諳德國東部社區居民的心結所在，「過去二十五年來，他們歷經共產政權轉換的大變動，好不容易稍感平靜，此刻又投下新的變數，讓人民備感身心交瘁。」

或許，就是這點同理他人處境的體貼心意，讓他能在所到之處灑下和平對談的種子，解開彼此心結，共創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