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否為人類的最高價值？一七九三年，當自由主義隨著法國大革命在歐洲達到極致，羅蘭夫人在被激進的雅各賓黨推上斷頭台前，留下了千古名句：「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五十餘年後，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為求民族的獨立寫下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樣誓死追求自由的精神，掀起歐洲的革命風潮，一直到二十世紀初，鼓舞了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為掙脫列強欺壓而獻身奮鬥。

自由，本質是對抗強權者的壓迫。所以言論自由，主要應是讓人民不受恐懼地批評掌權的執政者。然而，對法國《查理周刊》總編輯夏邦尼耶來說，言論自由還包括冒犯在西方世界處於弱勢的穆斯林，用諷刺和無禮踐踏異教。在最近發生的《查理周刊》遇襲事件中，他喪生了。隨後，在巴黎出現了二戰結束後最大的遊行，比反對恐怖主義更響的口號是「自由」。法國人拿著「我是查理」的字牌，肯定了夏邦尼耶認知的自由。

但就在同一時間，東方的日本，那個曾經崇尚「脫亞入歐」的日本，在二戰結束七十周年之際出了份調查，日本人心中第一位的願望，是沒有戰爭的和平社會。他們，選擇了比自由更高的價值。

二十世紀，兩次大戰震驚世界，人們為此做了許多努力，期望維護和平。然而才剛進入二十一世紀，九一一事件，之後就像逃不出的循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接踵而至，令人們不得不信，杭亭頓著名的「文明衝突論」正在應驗。二○一五年前夕，澳洲爆發恐怖挾持人質事件，然後是法國，接著又到比利時。此時重聽十年前美國總統布希就職的演說，「自由」、「自由」，反覆出現的字眼，正是他在全世界發動反恐戰爭的號召。自由，真教人不寒而慄！

對中國人來說，止戈為武，不戰而勝才是目標。中國文化裡的太極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從來不是二元對立，而是和諧共生。我們有比自由更高的價值，那就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一個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用現代話來講，就是人民安居樂業、和平穩定的小康社會。試問：沒有安定的環境，如何奢談個人的自由？惟有個人小我的節制，才能成就整體大我的共同發展。

台灣這些年來，年輕人沒錢買房子，找不到出路，便藉罵人宣洩憤怒，罵政府，罵總統，罵社會，罵資本家，罵父母那代人占著機會不走，也罵讓那代人富起來的兩蔣威權。有心人利用這種情緒，進一步挑動鬥爭，挑動對立，透過分化奪取政治權力。在這種氛圍下，對岸的大陸，便不時成為仇恨的對象。台灣和大陸同屬中華民族，本不存在西方世界觀和穆斯林價值的「文明衝突」，卻常在一些政客高喊自由的操弄下，幾度行走於戰火邊緣。

整個二十世紀，台灣可謂出奇的幸運，雖處在強權環伺的位置，卻幾乎都在承平下穩定發展。對於年輕一代，戰爭更是十分遙遠。但也正因如此，眼下正躁動的自由，格外來得危險。我們必須提醒，今天掌握話語權者，包含政治人物及媒體，皆是「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務期在大放厥詞的同時，勿忘有比自由更高的價值，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