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騰

上周到國家圖書館開漢學研究中心的會議，回來後急急進書房，找出《幼獅學誌》第十三卷第一期（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漢學研究中心專輯》，翻著讀著，我陷入回憶的漩渦，年少青衫薄時代，苦苦探求深邃古籍，乃至企圖突破自身侷限以宏觀世界的初心與情景，一一浮現，反倒覺得如今如困淺灘，在意識形態的糾纏中掙脫不出。

「幼獅」屬救國團，原有四個刊物：《幼獅學誌》、《幼獅月刊》、《幼獅文藝》、《幼獅少年》，前二者早已停刊，那時都是沈謙在編，《漢學研究中心專輯》當然是沈謙的傑作，輯後有沈謙〈漢學研究論文敘錄〉，將先前有關「漢學」的討論文章編目並提要，輯前署名「本社」的〈漢學研究中心專輯前言〉，交代製作目的與內容梗概，顯然是沈謙手筆。我特別注意到〈前言〉中說：「關於漢學研究中心的問題，近兩年來，已有許多專家學者撰文討論，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話題。」在〈敘錄〉中記載，一九七四年中研院院士嚴耕望在該院舉辦的歷史學研討會中大談如何「使台灣成為國外文史學者所嚮往的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稍後，相同意見又以〈台北應成為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為題發表於中央日報（八月八日）；次年，也是沈謙主編的《幼獅月刊》發表張錦郎〈如何使台灣成為漢學研究中心〉（四十一卷四期，四月）、羅錦堂〈為「漢學研究中心」催生〉（四十二卷四期，十月）；一九七六年，屈萬里和黃得時更具體談「漢學中心」，聯合報且於四月四日製作「如何使台灣成為世界性的的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有四篇專論：方豪〈建立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蔣復璁和昌彼得〈整理宣揚集藏校勘編纂同下功夫〉、周道濟〈要有長期計畫，開拓研究範圍〉、張以仁〈加強資料收集，迅速培養人才〉；再加上《幼獅學誌》這個專輯，從「理論與建議」、「研究之環境」、「漢學在海外」三個面向，發表高明、周法高、李辰冬等十五篇相關宏文，則「漢學研究中心」之成立指日可待矣。

那期間，我正在華岡讀中文研究所碩士班，教授群中頗多有國際經驗，如潘重規、金榮華、邱棨鐊、李殿魁諸位老師，我體會到把視野打開的重要性；沈謙約我作了兩位法國漢學家吳德明和施博爾的專訪，又促使我清查了周法高、費海磯、梁容若對於法國和日本漢學研究的評述。一九七八年，我撰成〈重讀《漢學研究中心專輯》〉，刊於《愛書人》雜誌七十九期。

一九八一年，教育部設立「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由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兼辦，次年發行《漢學研究通訊》，再隔一年辦《漢學研究》，一九八七年易名「漢學研究中心」迄今。

有一段時間，我非常依賴《漢學研究通訊》，主要是看各學術研究機構的動態訊息，至今仍留存前面幾期；一九八五年印行的簡介小冊、《台灣地區漢學論著選目》、《漢學研究通訊第1-5卷、漢學研究第1-4卷彙目》等，都仍典藏著，對照著看《漢學研究中心103年度工作報告》，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中心成立那一年，大陸文革結束，接著新時期改革開放，三十幾年來兩岸的變化都很大，漢學研究中心怎麼肆應新局，視野要大、態度要誠懇、方法要靈活，我們對它有很深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