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騰

余傳韜校長致贈的簽名書《雲煙集——余傳韜回憶錄》（國史館，二○一四年十一月），寄來已有一段時日，我陸續用一些零星的時間讀完，想二十餘年來任職於他費心治理的中央大學，因編寫校史的因緣，進入他所說的「陣痛的年代」，感受當年雙連坡上的洶湧波濤，對於余校長則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雲煙集》分上下二冊，除「序」（他序：呂芳上、王邦雄，自序）、「後記」及附錄以外，內文有上冊的〈前言：人民苦難的二十世紀〉、〈幼小年代〉、〈北平「解放」前後的回顧〉、〈回首嘉農〉、〈父親〉，以及下冊的〈中央大學八年〉。以篇幅言，中央大學八年對於余校長的重要，實不言可喻。

余校長出身名門，尊翁是近代有名的教育家余家菊先生（一八九八—一九七六），曾參與王光祈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並曾加入李璜、陳啟天等所創設的中國青年黨，畢生著述甚豐，主要在於文化、教育與國家理念之闡釋。余校長畢業於南京中大附中、北大農經系，為美國加州大學生化博士，他的專業是農業化學，除在美、台大學擔任教職以外，先後擔任嘉義農專、中央大學校長，投身台灣高等教育，貢獻良多，且有深刻之反省。可以說是繼承父志，且發揚光大。

在書中，余校長以〈中大的規畫與發展〉、〈充實師資〉、〈建樹誠樸學風〉、〈改進生活環境〉、〈資訊人才推廣教育中心〉、〈太空及遙測中心〉、〈中大對努力工作同仁的感謝〉等篇章，正面談他如何治校及八年期間中大的發展。這些我所熟悉的中大校史內容，由余校長娓娓道來，除了親切之感，更可覺察他經之營之校務的背後，實有一顆深刻的愛校之心。

我特別關心余校長有關文學院的描述。他到校任職是在一九八二年秋天，那時中大在台復校已二十年，一九七九年奉准恢復「國立中央大學」校名，文學院成立，有中國文學、英美文學、法國文學三系。余校長到校以後制訂的校務發展計畫提出：「應增設歷史及哲學系、所 ，以組成一基礎學門較完整之文學院，並提供全校學生更優良的人文教養環境」，此即余校長所謂「中大人文精神與學風之重建」；其後歷史與哲學雖未能設系，但至少有了獨立所，這就是為什麼余校長會說「近年來喜見中大文學院之成長茁壯」。不過，余校長還是說了「惟就歷史及規模而言，學校之發展以理、工學科為主，人文及社會科學則顯偏枯」的話，其補救之方是「邀請政經文教各界之名之士，對全校學生演講」，並請文學院彙編成《大學之道》。

余校長幼承庭訓，於歷代經史詩文等典籍多所涉獵，行文間亦常有徵引，並有深契現實的詮解，可見其人文涵養之深厚，如《雲煙集》之命名取自蘇東坡「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寶繪堂記〉），他在〈自序〉中說：「用『雲煙』兩字，以示對順逆往事之珍惜而不執著。」而諸多往事，依一己生命歷程而鋪陳，國事、校務與個人之理念、心情，乃渾然而成如史詩般的篇章。

因張夢機老師的關係，我有幸參與幾次余校長召集的餐敘，並有緣和中大同仁陪他二度造訪南京，近距離感受他的儒雅與寬厚，敬讀宏文有感，乃誌之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