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民意代表涉及不當關說的案件層出不窮。大者如林益世關說中鋼公司下腳料的發包，輕者如日前發生在新北市動用兩部消防車、五名消防員為民眾撈取掉到觀測井的鑰匙。大大小小的關說每天都困擾著政府的各個部門，所謂的「府會聯絡員」其實就是民代關說的窗口，而這所有的關說行為則被美其名為「為民服務」。

為民服務固然是民意代表的工作之一，但比起立法、審查預決算及監督政府施政等工作，其重要性應該是排在較後的順序。但在國內「為民服務」卻成為民意代表最重要的工作，有些民意代表在議場中講不出什麼有見解的議論，甚至長年不發言；但在選民服務的工作上用心甚深，照樣可以連任，顯示社會對這類民意代表是有需求的。

這個現象代表兩種意義，一是行政部門「為民服務」的效率不足，民眾必須勞動民意代表才辦得了事；二是行政部門對有、無權勢者的標準不同。也就是說，當今關說文化盛行，行政部門是共犯。

民代對選民的服務，理應限定在合法或合情合理的案件處理，但實務上卻常見民意代表幫民眾銷罰單、到警局關說「放人」、「喬」工程的發包或驗收。其實，很多民意代表也深受關說之苦，不但要隨傳隨到，連三更半夜也要應付。當同選區的其他議員都在為個別選民的案件關說時，在爭取連任的考量下，要潔身自愛必須有堅強的意志。

在選民的縱容下，台灣的關說文化已經嚴重的阻礙社會進步。包括對違法犯紀者的輕縱，對違章建築、違章設攤、交通違規等的處理，政府也都拿不出有效的策略，縱使如首善之區台北市，其違建林立的狀況仍慘不忍睹，至於其他城市更是等而下之。

在制度變革上，關說文化也扮演著絆腳石的角色。二十多年前，台北市曾開風氣之先，試辦士林、北投的垃圾清運工作委外經營，不但成本降低而且效率也提升，但試辦期滿後並未續辦。當時北市環保局的官員就透露，議員反對的原因有二，一是不能安插人事，二是不能恣意找民營清潔人員來清理自家或樁腳家的環境。

這是很荒謬的理由，但卻真實發生在我們的身邊，一項很好的變革就因此中斷。類似的情節也曾在高雄市試辦公車使用派遣司機一案上，試辦結論利多於弊，但還是要恢復舊制，因為議員要安插人事。這兩項改革最後雖然還是達成了，但過程中都因遭遇民代關說的阻撓而延宕。

關說文化潛藏著違法的風險，最近民代出身的基隆市長張通榮涉嫌為酒駕襲警的市民強力關說，已被檢察官起訴，正由法院審理中；高雄市也有一位議員關說消掉交通罰單，被檢察官起訴，四年來在有罪、無罪間來回，姑且不論終局結果如何，多年來的訟累也夠折磨人。

究竟關說的界限在那裡？《遊說法》的規範也發揮不了作用。如果國人還縱容關說文化的盛行，就一定會產生違法亂紀的社會環境，而距離法治國的境界，還極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