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六日上午，海峽兩岸的學人在台大校友會館辦了一場極有意義的「韋政通教授百年追思會」。韋教授是自學成功的學者，僅只有高中畢業的學歷，一九四九年時，隨著國民政府遷台的大潮流來到台灣，度過了一段鬻文維生的日子，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而決定要做一位思想家。

他說他自己的學思歷程，很像黑格爾所說的「正、反、合」辯證歷程：他曾經投入新儒家牟宗三的門下，但是不喜歡牟宗三威權式教學方式，而離開新儒家；後來參加自由主義的陣營，曾經擔任「中國論壇社」的召集人，因而結交楊國樞、胡佛等人。他著書三十餘種，寫了很多批判中華文化傳統的文章，但是卻用了二十餘年的時間寫《中國思想史》，成為他一生最重要的扛鼎之作。

一九八八年，國民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之後，韋先生回到他睽違四十年的家鄉，同時開始在大陸各地的高校講學。

大陸在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折騰之後，對於他所講授的「中國思想史」，正是「求知若渴」的時候：他不僅跟大陸人文學術界的許多名家結交，成為好友；同時在大陸高校廣收弟子，甚至還頒發「政通學者」的頭銜給門下弟子，迄今已經有九人獲得此一頭銜，其中只有一人在台灣，其他八人都散居大陸各地。

在這一段期間，「中國論壇社」的核心人物楊國樞、胡佛相繼過世，連當年號稱「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也走了。在十六日的追思會上，台大前校長孫震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對世界造成的危機，剛出版《批判西潮五十年》的何懷碩教授，則從藝術的角度，推崇韋先生畢生的努力。除了我們幾位老友之外，深圳大學的王立新教授也從大陸帶了十幾位年輕學者來參加追思會。

王立新教授本人也是「政通學者」。他所指導的第一位博士生在致詞時，說了一句讓我印象最深刻的話：韋先生一生作為，甚至私人的作息都非常有規律。因為他非常的「自律」，所以才獲得了他最想要的「自由」！這是儒家所追求的「積極自由」，跟台灣年輕世代流行的說法「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完全不同，那只是一種功利主義式的「消極自由」而己！

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相信：要救中國，一定要請來「德先生」、「塞先生」。而且要請來這兩尊「洋菩薩」，一定要打倒孔家店，造成所謂的「全盤反傳統主義」。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帶來的二百多萬人中，除了六十多萬軍人之外，有一百多萬人是來自大陸各地的文化精英。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繼五胡亂華、宋室南渡之後，第三次的士族大遷移。

他們在台灣經過三十年的反思，已經看清楚五四意識型態的局限，而且能夠將他們反思的成果回饋大陸，彌補「文革」之後的文化真空。

韋先生的一生是個最好的例子，可以幫助下一代的學人知道：兩岸學者該如何攜手合作，締造未來的「文化中國」！

黃光國（台北市／台大心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