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湯崇玲

台北公館二手書屋，秀雅的格局充作藝文空間，正在規畫要找哪些專家學者來開講。各領域的達人不少，但誰人能通說古今中外雜學呢？當然非周作人莫屬。

身為魯迅之弟，周作人並未被兄長的鋒芒掩蓋，其〈人的文學〉雖是年少之作，卻底定白話文學以人為本的價值內涵，其散文創作讓他為現代文學開新路，而大量譯作更是對現代文明的一大貢獻，可惜今人多以人廢言，忽略周作人在翻譯上的卓然成就。

周作人被戲稱「文抄公」，抄書正是他重要風格之一。他寫〈鳥聲〉，不單描寫鳥鳴和個人感悟，要抄個英國詩人Nash的詩，引一下古希臘女詩人對於夜鶯的稱美，再依據西方鳥類學家的研究介紹貓頭鷹，還要調一下古今禽言的書袋，順帶提及中國土俗對鴟鴞叫聲的忌諱，最後以北京的麻雀烏鴉啾晰嘎嘎作結。

一篇短短的小品文，領著讀者飽饗中西自然人文盛筵，豈不豐盛？

儘管身為現代文學大將，但是周作人的讀書癖漸漸領他走向一條不同於五四文人革命文學的道路。書使周作人對那被政治綁架、「有理說不清」的時代生厭，當眾人爭相逃難時，他卻寧可閉門讀書作隱士，也不想捲入中日戰爭，然而他雖然嚮往隱士生涯，但是時代卻不容他作隱士。

一個莫名的槍擊案，就像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讓他不得不成為北京淪陷區日軍的保護對象。

周作人投日，應該是當時最令中國知識分子尷尬且失望的事吧！有人說周作人之所以不跟著眾人逃離北京，是因為他放不下坐擁八道灣苦雨齋（周的書房）的快樂，儘管這個愛書人的浪漫說法，對集紳士鬼與流氓鬼、叛徒與隱士於一身的周作人而言，實在不夠深入，卻也是認識周作人的一把鑰匙。

五四之後，懂周作人的人愈來愈少了，文壇後起之秀巴金在〈沉落〉批判他守舊，與向來親密的兄長魯迅分道揚鑣，更不要說他在投日之後，被目為漢奸直至今日。的確，在一個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時代氛圍中，那膽敢爬梳故古、標舉陽春白雪的，怎能安然走過那個時代？四年的牢獄生涯、被紅衛兵打個半死，恐怕是時代叛徒的必然結果。

難怪周作人要在回憶錄說自己實在是「一個屠介涅夫（即屠格涅夫）小說裡所謂多餘的人」。

國族主義被解構的當今台灣，周作人應該是各個藝文講堂爭相邀約的對象吧？他能詩能文，古今中外雜揉貫通，什麼話題都難不倒他，光是台灣人最愛的日本，他就可講個三天三夜不知疲倦，更不會因此被冠以漢奸之惡名。但是，少了那個時代，周作人還能是周作人嗎？時代成就了周作人的風華，時代也毀了周作人的令名。

但是，誰能說自己生對時代？誰又能說自己走錯時代？誰能不被時代吞滅？誰能不戒懼謹慎地與時代共舞？誰又能在時代中找到出路？

人多喜論周氏兄弟鬩牆之因，少有人留意周作人死前還看著魯迅的書，而魯迅亦把讀周作人的著作直到生命的末了，儘管時代如篩人淘洗，但知音見證彼此的存在，兄弟情誼依舊不可抹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