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來，雖然國內生產毛額的平均仍為正成長，但受雇者之薪資所得，卻未見提高，若以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後，不但未見正數，反成負數，若以實質生活水準衡量，尚不及二十年前的半數。

有人解釋低薪問題，非但困擾我國，自十年前金融海嘯使得各國薪資成長減緩，尤其在開發中國家最為明鮮。除了像中國大陸之外，都陷入成長乏力，受雇者低薪的困境。

對於低薪不滿的怨言，政府常以此乃國際上共同之現象為說明。事實上全球性之低薪問題，早已為有關之國際組織所注意，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全球薪資報》、國際貨幣基金（IMF）的《世界經濟展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經濟展望》和《就業展望》，都對低薪間提出討論。雖各有立場與觀點，但對主要因素看法卻相當一致。

國際勞工組織觀察近三十年資料，除大陸之外，幾乎所有國家的勞動份額（勞動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普遍下降。從國際貨幣基金資料可知在先進諸國資本財的價格下滑甚速，使資本效益提升，企業主透過規模經濟、工作自動化、機器人等方式以資本取代勞動力。

國際貨幣基金也指出除了資本取代勞力之外，全球自金融海嘯之後，經濟復甦動能不足，成長率偏低，陷入低成長陷阱，不利提升薪資。貿易障礙及金融管制消除，通訊、運輸、技術進步使成本降低，先進諸國採用外包生產；開發中國家因外資投入，亦以資本密集偏高，跨國企業勢力大，亦不利勞工之薪資爭取。

不同技術水準之受雇者，在不同國家的勞動份額相差很大，中低階層勞工勞動份額，不但就業機會大量減少，且所獲勞動份額亦大量下滑；而高技術的就業機會增加，且所獲勞動份額亦同樣上升。造成生產技術進步促使工作職位兩極化（Polarization）。

同一企業，因職位不同有薪資落差；不同企業因所屬產業的專業程度不同，薪資亦有較大的差異；以歐盟統計署的資料，勞力者薪資的差異有六成是因為企業的產業類別，四成是來自企業內部的企業平均。

國與國間薪資之差異，除前述原因外，亦受工會密集與力量大小之左右。近年工會勢力逐漸衰退，談判議價能力微小，亦使受雇者的薪資難以提高，如我國薪資水準以有強力工會組織之國營事業較高，即可見與工會組織之運作有關。

欲解決低薪資問題，除改善上述原因，更應在以下各方面致力。如改善稅制，使稅制公平且有效率，如企業內部薪資差距縮小，可採取高階經理人薪資透明化辦法，改變目前流行派遣工制度，首先由政府及公營單位做起。協助勞工適應市場變化，透過教育訓練，提升技能水準，適應新的市場需求；並輔導錯置（displaced）之勞工，重回其適宜之勞動職位。

改善低薪問題是複雜而龐大的多面向問題，必須舉國上下共同以無私的態度和同理心努力，始能有效。改善低薪問題，必須經濟政策、財政政策、租稅制度，勞工政策，社會福利政策，每一部門都要承擔責任；而最大的責任在整個國家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