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白少波、吳振東

美國紅杉可以生長到一百五十公尺，著名植物學家、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鍾揚稱它為植物界追求高度極限的成功者。「從我到青藏高原的第一天起，我也一直在尋覓這樣的成功者。」

從教三十多年，援藏十六年，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四千萬顆種子；幫助西藏大學建成一支能夠參與國際競爭的植物學研究團隊……鍾揚攀過了一座座科學研究的高峰。

有大智慧的人

一九七九年，鍾揚初中剛畢業，就瞞著父親參加高考（大學考試），一舉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學了五年資訊科學，畢業後留學日本，榮獲生物系統科學博士，回國任職於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研究所，和植物打交道，一做就是十六年，還擔任了副所長。二○○○年，他放棄一切待遇來到復旦大學，成為生命科學學院一名普通教授、植物學和生物資訊學博士生導師，為的就是能「想去哪兒就去哪兒」，專心做他鍾愛的植物學研究。

不久，他被復旦大學聘為生命科學學院常務副院長。二○○一年，他又放棄副院長的職務，到西藏大學擔任教授。二○○九年他被大陸教育部批准為長江計畫特聘教授。

青藏高原有超過二千多種特有植物，但全世界最大的種質源庫中，還沒有西藏地區的植物種子。「西藏是每個植物學家都應該去的地方。」他說：「研究生物的人，怎麼能不到西藏去？」

青藏高原是國際生物多樣性的熱點地區，僅高等植物就有一千多個特有種，西藏還有許多尚未被探索的地方，到這樣的地方去收集種子有其特殊意義。

在西藏十六年，擔任中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幹部，在海拔二千多公尺到六千多公尺的高原上，鍾揚每年要行走三萬公里。他血壓高，身材又胖，用了五年時間克服高原反應。他的學生——第一位藏族博士紮西次仁記得，每次野外考察，鍾揚都是天剛亮就出發，直到晚上八九點鐘才收工。

為了省下空間裝野生植物採樣，他的背包裡每天只帶兩個麵包、一袋榨菜、一瓶礦泉水。他的隨身聽裡是請學生錄的藏語聽力教材。他說：「我要一直保持學習的狀態。沒人規定援藏幹部要學藏語，但是可以用藏語，是表達尊重的最好方式。」

追求生命高度

鍾揚入藏工作後，對生命的高度有了另一種理解，「世界屋脊」上矮小而頑強的生命更讓他敬佩。他深思：「它們是怎麼來的？為什麼要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生存。」

「鼠麴雪兔子」是喜馬拉雅山雪蓮的一個品種，生長海拔可以達到六千三百公尺左右，是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進藏幾年後，鍾揚在珠峰北坡看到這一大自然的精靈時，找到了它之所以能生長如此之高的答案：「就是靠一群又一群不起眼的小草承擔著『奠基者』的任務，向新的高地一代又一代地緩慢推進。」

鍾揚先後十五次進藏，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從阿里無人區到雅魯藏布江邊，不管多麼危險，高原反應多麼嚴重，只要對研究有幫助，鍾揚就帶著學生去，在林芝、日喀則、那曲和阿里等地區採集野生植物標本和DNA樣品，收集植物種子，為中國西南植物種質資源庫建設和西藏生物多樣性保護作出了重要貢獻。

光核桃是一種核表面光滑的桃，極其難吃，目前只在藏藥裡有少許用處。但在鍾揚看來，任何物種都有未知的潛在價值，沒準將來它可以跟水蜜桃嫁接形成新品種。按照一種標本收集五千顆種子的目標，他們採了八千顆光核桃，吃桃、刷核、擦乾、晾乾，然後全部送到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科學家們再篩選出五千粒，封存放進種子庫。

這個種子庫就是中國西南植物種質資源庫，與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千年種子庫、挪威斯瓦爾巴特種子庫並列為世界三大種子庫。隨著氣候變化、環境汙染的加劇，不少自然植物瀕臨滅絕甚至消失，儲存低溫休眠的種子是目前保護珍稀、瀕危野生植物的重要手段，相當於為保留物種建造一個「種子方舟」。

永遠的老師

帶學生實現不可能的「神話」

在西藏大學，鍾揚的學生幾乎都是藏族。在鍾揚看來，少數民族學生研究家鄉的生物多樣性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他認為，藏族學生讀研究生很有優勢，在西藏受過正規教育的學生，只要你給他們一段時間，肯定能有好的表現。就這樣，在支援西藏大學的十多年中，他培養出了第一個藏族植物學博士。

紮西次仁是鍾揚在復旦指導的第一個藏族植物學博士生，在確定了「西藏巨柏保護的遺傳學研究」論文課題後，師徒倆用三年時間在藏東南地區沿雅魯藏布江兩岸調查巨柏的分布與生存狀況，直至將現存的三萬餘棵西藏巨柏登記在冊，並對其野生種群一一標記分析。「最好的植物學研究一定不是坐在辦公室裡做出來的。」鍾揚對每一個學生說。

培養了六名博士

援藏十六年，鍾揚培養了六名博士、八名碩士，並幫助藏大建立了植物學研究「地方隊」，鍾揚先後幫助藏大申請到首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首個生態學博士點等。今年，藏大生態學專業納入國家一流學科建設，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史的空白。

在進化生物學領域，藏大形成了與日本、歐美三足鼎立的格局，西藏大學也拿到了第一個生物學自然科學基金。「過去，我們大家都覺得國家項目對我們來說就是『神話』，和我們不可能有任何關係。但是鍾揚老師來了這些年，帶領我們一步步走近『神話』，還把『神話』變成了現實。」拉瓊說。

「援藏不僅是奉獻，更多的是學習與收穫。西藏豐富的生物性資源對於復旦和藏大的研究者將是一種雙贏。」這是鍾揚援藏十六年的感悟，他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在艱苦環境下生長起來的植物才有韌性，生長得慢卻剛直堅勁。

最在意教師身分

鍾揚常說，「教師是我最在意的身分」，他把每名學生都看成一顆寶貴的種子。他認為，西藏學生熟悉當地生物分布，如果受到良好科研訓練，完全能做出成果。二○一五年六月，西藏大學首批七名生物學研究生畢業，絕大部分留在本地工作。

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這是鍾揚堅持的育人準則，他曾將一名患肌無力的學生收為自己的博士生，指導完成學業。

在阿里地區的一次野外考察中，一名學生因缺氧昏倒，鍾揚協助為他吸氧。半夜裡，連續幾天極度勞累的鍾揚也出現了嚴重的高原反應。學生掙扎著拔掉氧氣管，往他鼻孔裡插，鍾揚一把抓住學生的手，笑著說：「別動，都這麼大的人了，怎麼這麼不講衛生，快點插回去！」鍾揚以自己的幽默方式照顧學生。

擔任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時，鍾揚推動設立研究生服務中心，全天服務十二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無休，最大限度地方便研究生辦事。他還推動創立了研究生論文指導中心等專案，滿足研究生的學術發展需求。

到西藏後不久，鍾揚和同事瓊仁次聯合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結果失敗了。他安慰說：「萬事開頭難，我們明年再申請。」二○○三年終於成功。不久瓊仁次被查出身患肝癌、胃癌，他慨嘆還沒有和鍾揚合作夠，彌留之際緊緊拉著鍾揚的手說：「我走時，你抬我」，表達了一位藏族漢子能夠給朋友的最深信任。

小檔案

鍾揚，1964年5月生，中國植物學家、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2017年9月25日前往位於內蒙古鄂爾多斯的城川民族幹部學院途中，在鄂托克前旗境內遭遇車禍不幸辭世，終年53歲。

從事教職30多年，援藏16年，在海拔數千公尺的高山上連續奔波探查，長期的高原生活和過高的工作強度，使個子高大的鍾揚心臟肥大、血管脆弱，每分鐘心跳次數只有44下。他曾說：「我有一種緊迫感，我再給自己10年時間。」沒想到，一場車禍殘忍地奪走了他所有的時間。

談起恩師的突然離世，西藏大學教授拉瓊含淚說，十幾年來，鍾揚老師總是沒日沒夜地從上海往來西藏、青海和內蒙古等偏遠、未發達少數民族地區，忙碌於民族地區教育、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最後也倒在了少數民族地區，走完了輝煌的人生道路，實現了自己生命的高度。

新華社港台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