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贊成

〈武榮出地十字架碑序〉：「……萬曆四十七年，有石刻十字架，從武榮山中為孩如鄭公開現，莫辨何代神物。天啟三年，關中掘地，亦得景教碑頌，其額鐫十字架。按視武榮碑，刻畫無異，唯是關中碑，有文有字，知為唐刻，與今西師傳述降生十字架諸蹤，洎教誡規程，語語皆符。武榮碑固不立文字，而孩如公博奧格致，意是不可棄不可褻，珍而豎諸讀易窩垣間，其有此主神跡，且有關中碑印證，尚未及聞，惜其往矣……」

張賡此文為目前所知最早對泉州古代十字架碑刻進行解讀的文獻，對泉州景教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泉州宗教石刻著名研究專家吳文良在《泉州宗教石刻》著作中，第三十九頁及圖九十九記錄了「泉郡南邑西山古石聖架碑式——萬曆乙未出地，崇禎戊寅募勒。其原文記載：聖架玆古石，置溫陵東畔郊，年代罔知，往來無睹。崇禎戊寅春，因余興懷，帝心鑒格，昭示郡朋獲之，爰請鐸德豎桃源堂中。張賡記。」吳文良且在《泉州宗教石刻》書中，根據文獻資料臨摹了「武榮十字架」石刻圖案。

明末清初，由於鄭成功家族對外貿易頻繁，鄭軍中蓄有外國雇佣軍及族人有皈依天主教者，此為天主教在閩南地方開展傳教活動創造了有利條件，而承擔起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閩南地區傳教工作者，主要則為外來傳教士「多明我會」。

《閩南宗教》第一七七頁及第三章記錄了多明我會相關史料：一六六○至一六六三年間，由於清軍與鄭氏軍隊在原漳地區頻繁交戰，鄭軍中有天主教徒的周姓將領統軍七千人，有隨軍阮神父多次充當鄭氏家族與馬尼拉西班牙殖民當局的使節，後又有傳教士利勝協助。不久二者隨鄭泰的弟弟鄭嗚駿降清，此後抵達泉州，在泉州城南街大門建起一座天主教堂，並將明末泉州武榮獅山所出土的一塊古十字架石刻重新迎入教堂。

為紀念此事，利勝曾專門將此石刻繪成圖畫，在上面題上拉丁、漢文兩種文字，廣為印刷。

據《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載：「武榮獅山古十字碑——顯跡聖號：此十字聖號石碑，不知鐫自何代，埋在泉州城外十里許武榮獅山中，時發異光。崇禎已巳年掘之獲此。艾先生初因張公賡等言，攜入北門外崇福嶺天主教堂中。今重立新堂於大門鋪，迎而志之。時康熙叄年甲辰拾壹月初拾日，泰西傳教士利勝志」。

四、歷史意義

石刻現世數年後，史上「楊光先曆獄案」（又稱康熙曆獄）發生，清政府由此開始驅逐外來傳教士，傳教活動不再公開，化為隱密。利勝被迫離開閩南，前往馬尼拉。

之後，一六七七年鄭經反攻閩南戰亂頻起，其教徹底停止活動，傳教場所挪為他用，宗教聖物散失。

武榮古十字架石刻從此去向不明，三百多年來漸被世人遺忘。

明代發現的南安豐州武榮十字架石刻及其文獻，是南安地域第一次被發現的景教石刻及文字記錄。其對於了解閩南宗教文化傳承及相關歷史影響，研究我國外來宗教史、見證海絲文化，具有重要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