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震（前台灣大學校長、前國防部長、前工研院院長）

高教授比我年輕，但在學術界比我資深，我在美國念博士的時候，高教授已經在美國大學教書，所以他是我的一位資深又年輕的好朋友。從一九六○年代末開始，高教授就以實際行動積極參與台灣的經濟發展工作。

高教授跟我都是經濟學專業，都是大學經濟系教授，但高教授不一樣。我覺得六○年代以後他的人生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在八○年代以前，他每年回來台灣宣揚新觀念。第二階段是創立天下文化事業群，他當時還沒有百分之百回來，人在美國教經濟學，但在台灣發展文化事業。第三階段是二○○○年以後，他從威斯康辛大學榮譽教授退休回到台灣服務，貢獻他成長的社會，他是真的愛台灣的。

引進全球進步觀念

一九六○年芝加哥大學舒爾茲（Theodore William Schultz）教授在美國經濟學會提出他的人力資本理論，高教授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就把這個觀念引進台灣。一九六○年代初，政府接受美國人力專家的意見，開始規畫人力發展，在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成立人力規畫小組，由李國鼎先生擔任召集人，從此人力計畫成為台灣經濟計畫的一部分。高教授也不斷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和人力計畫提供建言。

六○年代後期到七○年代，高教授差不多每年都回台灣，有時候不只一次，提倡他的新觀念。七○年代全世界經歷一九七三年跟一九七九年兩次能源危機，七○年代卻也是台灣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十年，那個時候是兩位數的成長，高教授常參與經濟政策的討論，對政府的政策發揮影響。

七○年代後期開始，他逐漸跳出經濟學專業，進入更廣泛的人文社會領域。七○年代後期以來，他提出很多膾炙人口的觀念，最先是「書櫃代替酒櫃」。台灣開始富有以後，很多家庭的客廳裡面擺了酒櫃，高教授提倡以書櫃代替酒櫃，以書香代替酒香，腹有詩書氣自華。他提倡讀書，其實從七○年代就開始了。

他還引進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大家至今耳熟能詳。他又說「錯誤的政策比貪汙更可怕」，也令人印象深刻，常加引用。

提倡「以書櫃代替酒櫃」，高教授是成功的，他應該感到欣慰。但是對於「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跟「錯誤的政策比貪汙還可怕」，我覺得高教授可能有一點耿耿於懷，因為我們國家沒能做到，畢竟這真是非常難的事情。特別是「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由於人都會覺得不花錢的東西很好，但是從社會的觀察來看，不花錢的東西往往更貴，因為不花錢就會造成浪費，而且成本可能更高，社會因而付出更大的代價。

他後來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鼓吹不要有白吃午餐的觀念，不要做free rider（搭便車的人）。然而推廣這個觀念有一很大的困難在政客，他們偏偏喜歡施小惠，讓社會付出重大的成本，妨礙社會全面發展。我想勸高教授不必太介意，因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有些事是沒有辦法很快改變的。

高教授有一次見到傅利曼，問他一九七○年代的代表語言是「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那一九八○年代的代表語言是什麼呢？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是我們大家老師輩的朋友傅利曼回答說，八○年代的代表語言是「魔鬼當選了公職，也不會變成天使」。不要指望魔鬼選上公職會變成天使，所以必須靠制度節制政客過度膨脹他們的權力。

我想傅利曼這句話放在今天的台灣社會，感受應該最為深刻，因為台灣的政客們最擅長的，就是用天使的手段達到魔鬼的目的；用一些討好選民的手段，施以小惠，所有的成本都不是從政客口袋裡面掏出來，而是由全國老百姓的錢支付，真是令人痛心。

關照社會人文發展

高教授在一九八二年創辦了天下文化以後，不斷擴充他的事業版圖，規模不斷擴大。他出版的第一本書《經濟人與社會人》，反映他跳出經濟學的專業領域，全面關照社會、文化的發展。孔子說「君子不器」，這不就是高教授的寫照嗎？

高教授在《經濟人與社會人》裡面提倡馬夏爾（Alfred Marshall）「溫暖的心，冷靜的腦」。我們很容易有溫暖的心，只是光靠熱忱是不夠的，必須冷靜下來，作全面有系統的觀察才能解決問題。這本書代表高希均從一位經濟學家向哲學家轉變。這是經濟學家通常在五十歲以後才會有的轉變，高教授在四十幾歲開始轉變了。

他出版的第二本書就是我的《成長與穩定的奧祕》。我沒有覺得我那時候的文章有出版成書的價值，但他給我所有的機會，鼓吹我加以出版。我為什麼講成長與穩定的奧祕？因為當時流行的觀念認為經濟快速成長，物價就不能穩定，如何在快速的經濟成長中維持物價的穩定，是七○年代我們最關注的議題。以後天下文化又出版了我好幾本書，我要向高教授表達感謝之意。

八○年代以後，高教授又提倡新觀念：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立一流的社會。只有經濟發展不夠，社會是人所構成的，人的素質全面提高，社會才能全面進步；人的素質如果不提高，經濟也不會繼續成長。

全面提高人的品質，要如何做到？最主要的就是讀書，不僅要讀書，而且要多讀書，讀好書，多讀好書，幫助我們變成一流的人，有一流的國民，才能創造一流的社會；三流的國民不可能創造出一流的社會。

所以，高教授在台灣所做的是一個全面性、扎根的計畫。三十五年來，高教授出版很多好書，讓很多讀者讀到好書，也讓很多人的好的想法和知識得到流傳的機會。這是高教授重大的貢獻，這樣的貢獻無法直接表現在GDP的成長上，如杜甫的詩句「潤物細無聲」，就像春雨一樣滋潤著萬物，雖然我們看不到，但是草木每一秒鐘都因此成長。

高教授的朋友很多，他是一位可以影響政府政策的人，但是他不會干擾政府的政策。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作為一個書生，表達了你的意見就好。我認為他很成功的扮演了書生貢獻社會發展的角色。高教授經常提出建言，建言不被接受，我也沒有看過他不高興；我有時候會發牢騷，但沒見過高教授發牢騷，他是一個有智慧而心境平和的人。他知道社會的發展就是這樣，每一個人做自己一部分的貢獻，剩下的是眾人之力所造成的大勢所趨，古人稱為天命。

我看高教授就像是一位「布衣公侯」，他當然不是王侯，也不是政府官員，但他創造了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造了所得、提供了就業，這些所得跟就業，是來自一個社會企業，不是為了自己的利潤，而是為了服務社會。

我一輩子都是提供自己的服務，拿人家的薪水，高教授不是拿人家的薪水，而是創造附加價值，付給人家薪水。天下文化事業群聘用了很多人才，很多人才進來了；很多人才在這裡成長、在這裡成熟，很多人離開了，在別的地方發揮他們的才華。高教授不僅為社會創造所得，也為社會培育人才。

開放才是全球主流

高教授主張開放。開放在一九六○和七○年代的說法是自由化（liberalization）。上個世紀六○年代和七○年代台灣的快速經濟成長，就是一個漸進自由化的過程。開放到了八○年代叫鬆綁（deregulation），是解放政府的桎梏，讓經濟可以自由運行，使效率和生產力提高，其實也是自由化的意思。

我們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經濟發展，為什麼發展中國家中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最先發展，被稱為四小龍？南韓是一個半島，其他三者都是蕞爾小島，小型經濟，自己的市場不大，自己的資源不夠，所以必須開放。開放了以後，就可以使用全世界的資源、全世界的市場以及全世界的人才科技跟資本，讓自己壯大。可惜，我們現在種種作為自己把門關起來，讓外面的資源不願進來或者不敢進來，再加上島內「白吃午餐」的問題仍然存在，讓自己的資源流失，「自作孽，不可活」，經濟成長率降低是必然的結果。

此一時刻，讀高教授《翻轉白吃的午餐》的警示之言，我們每個人在憂慮之餘，仍須起而行，不做溫水青蛙。

（摘自《翻轉白吃的午餐》，天下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