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議震

民國三十八年，國府遷台之際，台灣具有「印書」能力的印刷廠極為有限，一方面是日治時期，印刷業為管制行業，另一方面是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政府深怕不利戰事的言論到處流竄，因而對於殖民地台灣的印刷業，管控更形嚴厲，連帶著佛教經典的出版也就極為匱乏。

以至於國府遷台之初，台灣的「佛教書籍可謂一書難求」，（註❶）因此，朱鏡宙居士為使法寶能廣為傳布，而創辦「台灣印經處」，印行佛經。

朱鏡宙居士，生於清光緒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八九○年一月十三日）（註❷），隸籍浙江樂清，宣統元年考入官立浙江高等巡警學堂，在學時創辦《天鐘報》，期間為保持言論自由，謝絕民國成立後浙江首任都督湯壽潛的贈款，「民國二年七月，二次革命失敗，報館被封，先生乃避居溫州……任溫州《天聲報》主筆，因鼓吹革命，入獄一星期，報館又被封」（註❸）。

之後，朱鏡宙仍堅持新聞及時評，並接連於上海與張季鸞等人合辦《民信報》、任北京《民蘇報》總編輯、任新加坡《國民日報》總編輯，其於《國民日報》期間，「所撰社論，力促華僑團結，遭英政府嫉視，迫令解職。」（同註❸）自此朱鏡宙結束了報人生涯，轉事金融，民國十年出任中國銀行福建分行副行長。

民國十二年，任職於中國銀行的朱鏡宙因公赴上海，得謁章太炎先生，後隨侍章太炎夫婦赴杭州，得章先生賞識，將就讀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三女章㠭婚配與朱鏡宙，民國十三年三月朱鏡宙、章㠭於上海一品香飯店成婚，成此奇緣。兩人婚後定居廈門，朱鏡宙除本職外，兼任廈門大學教授。

民國二十二年，甘肅省主席朱紹良邀朱鏡宙任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民國二十五年，在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力邀下，朱鏡宙出任陝西省財政廳長，至民國二十六年，財政部任命其為川康稅區稅務局長。

民國二十九年底，朱鏡宙以病辭官，其體弱失眠，病症加劇，遂「赴重慶長安寺訪太虛大師，大師付以《金剛經．心經合刊》一部。鐸民（按朱鏡宙字號）讀經後深有感悟，伏案流涕，不能自己，自此篤信佛教，研讀經論。」（同註❷）

抗戰勝利後，朱鏡宙出世心切，民國三十七年，春戒期中轉赴南華寺隨侍虛雲老和尚，並「與僧眾同操作，吃飯時入廚下飯頭僧同食，儼然一苦行僧矣。」（同註❷）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朱鏡宙隨國府渡台，未及將夫人章㠭自上海接出。朱鏡宙渡台不久，便向台北觀音山凌雲寺當家榮宗法師借得寮房棲身靜修，一意深入經藏。

其「初到台灣時，看到台灣佛教幾乎是一片文化沙漠，便創建台灣印經處，發心印行經書流通。」（同註❶），於是「台灣印經處」在李子寬擬定董事名單後，聘有陳靜濤、趙恒惕、孫張清揚、盧滇生等十二位董事，不久董事會第一次開會，初步選定二十七種佛經印行，印經處便正式開始。

可是，這個名為「台灣印經處」成立時，「一無地址，二無經費，三無辦事人員，各位董事不過是掛名隨喜，印經處的事務，事實上是由鐸民（按朱鏡宙）一個人唱獨腳戲……當第一部《金剛經八種合刊本》出版時，印刷費不敷數十元（當時已改為新台幣），由承印的台灣省政府印刷廠幾位員工捐款湊足。」（同註❷）就這樣，台灣印經處在堅苦卓絕中，艱辛維持。

朱鏡宙自民國三十八年草創「台灣印經處」，至民國五十年十二月，年衰住院，印經處移交予善導寺住持道安法師接辦為止，前後十三年之久，「共出版經書一百五十五種，約計四十三萬冊」（同註❷），其移交清單上，從結存現金、經書、底片、空白收據、信封等項，不憚煩瑣，鉅細靡遺。

其中一則：「結存紙張：結存清水印刷廠書紙共……以上四筆，共計結存一百四十、領四百二十六張……」（同註❷），足可見老居士的一絲不苟，財物穀米，纖毫不取，真可謂是無私無我的菩薩行。

朱鏡宙居士對台灣佛教的貢獻極大，其「在流通法寶方面，他和香港佛經流通處的嚴寬祜，同樣都是讓法寶重光、法音宣流的模範，可說功德無量。」（同註❶）

註解：

❶出自星雲大師口述《百年佛緣08．僧信篇》，佛光出版社，二○一三年五月十六日初版，第八十六頁。

❷出自于凌波著《中國近代佛門人物誌（三）》，慧炬出版社，八十三年七月初版，第三十七、四十二、五十、五十六、五十七頁。

❸出自《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三輯之〈朱鏡宙先生事略〉，國史館，民國八十四年二月，第四十、四十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