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指出，青年（指二十五歲至四十四歲）女性的勞參率首度突破百分之八十，創下歷史新高；二十歲以上女性的平均未婚率也創下新高，達百分之二十六點二；大專以上學歷女性的未婚率更是達百分之四十二點五。女性勞動就業率與未婚率雙雙創新高，據主計處觀察，這二者間確實存在關聯性，而其結果更進一步影響台灣的生育率。

日前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以高教育程度女性結婚的難易度，來判定性別歧視的嚴重情況。根據其研究報告指出，包括台灣、南韓、日本、希臘、香港、義大利等國，都面臨人口與經濟上的挑戰：因為這些地方的出生率之低，都居全球前幾名。如二○一五年台灣的出生率只有百分之一點○七，是全球最低。日本是百分之一點三九，韓國是百分之一點二三，新加坡是百分之一點一五，香港是百分之一點一三。推算到二○一八年，台灣的人口就會開始停止成長，這將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為人口負成長後，勞工就會短缺，沒有足夠的勞工就沒有足夠的經濟活動，就會影響國家的稅收和財政，財源缺乏，國家發展受阻。可見人口衰退會形成一連串的負面效應。

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 Beck）指出，隨著社會自由化與教育程度等情況的改變，女性擁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間，因而晚婚的情況也就更為普遍常見。而「國家經濟研究局」則將此歸因於性別平等意識不足：在有性別歧視的國家，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結婚機率較低，生育率自然也就走低。而性別平等意識較高的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和部分歐洲國家，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結婚機率高於教育程度低的女性，以三十五歲到四十四歲女性為例，如果不論教育程度，這個年齡層的香港女性的結婚機率較美國女性低四個百分，然而，如果考慮教育程度，則教育程度高的香港女性結婚機率是百分之七十二，美國則是百分之八十七，差距明顯拉大許多。

隨著台灣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結婚愈來愈不容易，結果造成國家整體人口出現了危機。主計處的調查統計也應證了這樣的觀察。一九九五年，台灣青年女性人口中具大學及以上學歷的比率是百分之八點三，而後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率快速成長，二○一五年這個比率已達百分之四十六點八，高於男性。女性學歷大幅提升，進入職場也日趨普遍，這也就是為什麼青年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在近二十年大幅提高了二十個百分點。

無論是德國的社會學家貝克或是美國的「國家經濟研究局」，都認為女性的教育程度和結婚率之間存在負向關係，而女性結婚率又與生育率有關。政府已將超低生育率列為台灣的國安問題。於今之計，當然不可能為了提高生育率拉低女性的教育程度；因此，除了增進全體國民的性別平等意識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政策上提供各種利於生兒育女的政策與措施。在稅法、生育獎勵、育兒津貼、托育補助等補助之外，更長遠的規畫則是改善整體育兒環境與制度，也就是透過育兒支柱、就業支持與家庭支援這三個方向的努力，將養育的責任社會化，減輕家庭的負擔，台灣才有機會提高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