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公布環保署正副署長為李應元、詹順貴，兩位都表示有意修改積習已久的環評制度。國家衛生研究院名譽研究員溫啟邦指出，幾十年來跨國大投資案不來台灣，而去新加坡，是因台灣的環評極具不確定性。修改制度，讓各界寄予厚望。

台灣環評制度師法美國，但只偏重風險評估，未如美國考量與經濟、民生之間的總體利益，未一併送企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共同考量決定，兼負政治責任。溫啟邦指出，風險評估重在與利益的交換，因此要判斷風險大小，可否被接受。如果沒有利益，沒有人願意接受任何風險。

面對複雜的環境與科技風險問題，環保署二○○八年創設「專家會議機制」，希望以「公民參與、專家代理」方式解決環評爭議。但政府常過度倚賴專家，做為決策參考依據，實施至今，成效眾說紛紜。晚近愈來愈多研究顯示，憑恃專家的風險管理模式，也有許多侷限。

核能、化學、基因工程、生態災難等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各種潛在的危害也往往超出科學所能掌握的範疇，愈來愈難以掌控。加上社會分配不均，必須討論社會關係與政治制度，有效管理風險，減低危害，兼顧公平正義。

許多科技風險決策，高度仰賴專家。科學負責釐清事實，政治負責依據事實進行政策判斷。這樣的預設忽視了科學與其他社會元素一樣，是存在於特定社會的政經、文化脈絡下，其實科學並不如想像中立。

環評委員各有專業，被邀請評估時，面對大量複雜的議題資料，無力也無暇深入鑽研。對經濟利益更是無法精算，增加環評結果的不確定性。因此若全盤仰賴環評委員投票決定，各種開發案都難過關。

相對於環境風險，大型投資案也會帶來社經發展的利益。溫啟邦與李伸一撰文表示，新加坡吸引跨國公司及台灣的公司爭相前往，原因是環評制度透明，對業主沒有不確定性問題，更因結論是奠基在平衡考量利益與風險，而非只看風險。

在合理給予企業創造利益的情形下，專家主張，要評估對全民短中長程的正負面影響，尤其是對地方的回饋，對貧窮落後地區經濟的振興，讓民眾在權衡風險與利益後，決定是否接納該項投資。

台灣南部多汙染企業，在討論回饋問題時，部分首長主張企業總公司南遷，就地繳稅。這涉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美國環評機制中的環境正義，不僅進行環評，更重視讓企業的投資獲利自動回饋地方，增加地方稅收，提高各地方招商的誘因與意願。

美國環保署長麥加西曾指出，爭論環境是否優先於經濟時，不應僅執著於環保，忽略經濟及社會的長遠影響，尤其是窮人的前途。這樣的觀點仍不免有爭議，即到底多大的利益回饋，才使潛在的環境衝擊可被接受。

消滅黑箱作業，應是新加坡成功的主因。把風險與利益都攤在陽光下，沒有任何隱瞞。民眾沒有被騙的感覺，沒有不確定性，或許能更理性決定自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