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陳文茜 文茜世界周報主持人

我們對於歷史「教科書」經常爭論不休，多數時刻參與辯證甚至因此闖入教育部長辦公室的人們，只是遵奉了他們的政治主義，單憑直覺，然後當起斷定歷史的判官。

例如真的花點時間閱讀一九一一年前後的史料，無論舊版還是新版的教科書，寫的都是片斷的歷史。

滿清滅亡與民國戰亂史，對當代的我們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教材。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但這個憲改美夢因為前提是以滿人為「君」，無法成為討好的政治主張。革命於是發生了！閱讀民國史，其實就是閱讀一部膽顫心驚的百年思想鬥爭史。甲午戰敗，永久改變了中國；少數的滿人統治多數漢人的清朝，統治基礎開始動搖，各類思想家百花齊放。康有為的「君主立憲」，沒有賣點，必須加上漢族主義的革命巧克力，才產生了巨大無比的革命動能。

知識分子在那個年代既卑微又巨大。他們必須投身權力與族群主義的洪流，才能更動那個貧弱且頑固的祖國。在種族的長河裡，每個讀書人都把靈魂交予掌握槍桿子的人物，最後被迫屈服於以槍桿子為核心長達六十八年絕望且無助的動亂循環。

當時的知識思想家發揮巨大影響力的，最終只能在報紙。梁啟超從跟隨老師康有為後，就沒有一天好日子過。辛亥革命後，他更與老師康有為決裂，改支持孫中山；孫下野，北洋時代他想組民主政黨，又失敗了。在民國政治史上，梁啟超連一個位置都沒有，除了他的報紙。

一八九六年波濤的年代，黃遵憲與梁啟超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後改名《時事新報》。當時交通並不方便，上海發行的報紙送到蘇北四川，得靠船。許多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每天就等一班船，帶來梁啟超的《時事新報》；一路沿著長江、蘇北、南京到重慶。碼頭上盡是血液奔騰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就等梁任公（梁啟超的別名）那一支筆，告訴他們一段民族命運的故事。

上海《蘇報》是另一個極端的例子，它是上海租界發行的報紙，等於是中國言論自由特區，說什麼都沒人管得著。

《蘇報》一路鼓吹暗殺慈禧，他們最佩服的是「戊戍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維新政變失敗後，康有為事先獲得通報先走了，惟獨譚嗣同，慈禧派人來抓他，他不只拒逃，還大開正門，坐得端端正正等人來抓。《蘇報》每日稱讚俄國「虛無主義」，呼籲暗殺掉旗人，它聲明只要四億漢人手拉手，當時的話叫「摧枯拉朽」，推翻滿人易如反掌。《蘇報》推崇章炳麟批康有為，因其與滿人外來政權勾結，直呼康為「小丑」。

孫中山的革命論，在我們的教科書中，都是不容質疑的聖論。當年他與康有為的「立憲」與「民族革命」辯論，是一段被忽略的民主論戰。康有為警告孫中山，「革命會流血」，「流血沒完沒了」，「革了滿人鞏固兩百多年的統治基礎之命，結果留下的是沒有一日穩定的政局」。事實上呢？辛亥武昌起「事」的另一面，一路起到了湖南，沈從文回憶鄉裡衙門換了一批人，仍是一副舊官腔模樣。新官把全鄉召來，宣布「既是革命，就得死人」，至於誰該死？太難決定了！於是就在主廟廣場前把鄉民們叫來抽籤，每人抽兩張籤，兩張牌都是活的，可活；一張死一張活的，還是可活；兩牌都是死，那神明、大革命都要你死，鄉民們只好死了。於是每日廟前堆了四百多個莫名奇妙被處決的中國人頭，為革命而死。死的人數比台灣二二八還多，還荒唐。

這是辛亥革命到了民間的真實面，也是任何一版教科書都不會教你的另一面。

我們現在爭論許多政治議題，在民國史中，早已上演；歷史不斷地複製，但人很難學習。

因為真正的歷史不會寫在教科書裡，你連真相是什麼都不知道，更不要說超越前人的老路。

應該自己讀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