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阮義忠

我所擁有的第一架相機是專業化的單眼相機，在光圈、速度的曝光值設定方面，只需花上半個鐘頭去了解，就可進入狀況。況且還有準確曝光表可供參考，如果不需搶鏡頭，只要慢慢調弄，拍出在技術上沒有差錯的照片，是一點也難不倒我的。然而，這架性能優異的照相機，在我剛踏入攝影之路時，竟帶給我無比的煎熬。

由於鏡頭光圈很大，反光稜鏡又是那麼透亮，從觀景窗看出去的影像，竟要比以肉眼目視明晰得多。所面對的一切，一下就被特定的框框界定出來了，令我一點也無法像往常一樣，漫不經心地流覽、逃離發生在周遭的事情。

單眼相機在調焦時會顯示物件的景深，讓你看到一個人的輪廓由模糊到清楚。這樣的過程，簡直就像是在探討此人的意義。如果這個人對我沒有意義，我就沒有理由把焦距對在他的身上，我這麼困惑地想著。

照相機開始令我質問自己——到底，你要拍什麼？拍眼前景物的哪個部分？ 在一群人當中，要把焦點凝聚在哪張臉孔？在萬華的巷弄裡，到底應該拍觀光客圍著賣藥郎中看表演，還是拍躺在街上的乞丐？這些質問的關鍵終究只有一個——你看到的東西對你有什麼意義？只有當發生了意義，才會自然而然地明白如何構圖、把焦點對在哪裡、在哪個瞬間按下快門。但是，當此人和他的生活對你沒有任何意義，你就會像個呆子，背個相機在大街小巷裡亂晃。

說實在，我曾經背著相機「亂晃」過很長久的一段時間。並不是我對觀景窗內看到的東西無動於衷，而是我又重新看到自己成長過程所孕育的怨恨。透過相機，我又看到了農林、土地、勞動和永遠一成不變的生活……，我無法在我怨恨的那種生活方式中去找創作題材，去發現值得肯定的意義呀！

一直到現在，我還不很清楚，自己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熬過那個拒絕土地、拒絕現實生活的階段。我只知道，自己的怨恨情結是如此之深，以至於沒有任何單一事件能使我解開糾結。也許是因為那麼沒信心、那麼虛弱，所以我只敢把相機去對準那些完全不會排斥我的人——看起來就能感覺到和藹可親的一些臉孔。

但我終究走對了第一步，在人性最真誠、最善良的一面中求得了庇護。慢慢地，我發現，擁有這種可貴氣質、良善的人們，都是那麼認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著、生活著。他們大都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鄉下人，更沒念過什麼存在主義、現代詩。他們的一切都是從勞動、土地中學到的。

我的鏡頭開始不知不覺地為這些東西所吸引；但我怎麼也無法將農村、土地、稻田和勞動的人們拍成沙龍式的異國情調或田園風光。因為對我來說，這一切都太熟悉了！透過觀景窗，我的童年、我的艱苦歲月、我的自卑和誇大都回來了。

我就是這麼一天天地拍下來的。那些人，那些土地，透過我的相機令我溫暖和感動，使我一天天從幼時的惡夢醒過來。有些冰封的東西開始在我心中融解，我漸漸不再覺得自己的成長過程是可恥的經驗。

十三年就這麼過去了。回顧來時路，攝影工作等於是我對自己成長過程的檢討。那只是自私的行為，我沒有拍出這些可敬的勞動者所面臨的困境，只是表達出了令我重生的這分高貴情操，展現了令我重新敬畏、感激的這片沉默而寬容的土地……

（一九八七）（摘自《想見，看見，聽見》，有鹿出版）

作者簡介

阮義忠

一九五○年出生於台灣宜蘭。早期曾任《幼獅文藝》編輯，退伍後任職《漢聲》雜誌英文版，開始攝影生涯。一九七五年轉任《家庭月刊》攝影，同時撰寫本土攝影報導文章。一九八一年，由攝影跨行到電視節目製作，以紀錄片《映象之旅》等廣為人知。一九八八年起任教於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長達二十五年。三十多年來，阮義忠跋山涉水，深入鄉土民間，尋找動人細節，拍攝了大量以百姓日常生活為題材的珍貴照片，作品也成了台灣獨一無二的民間生活史冊。著作豐富，出版《正方形的鄉愁》、《北埔》、《八尺門》、《人與土地》等十餘本攝影集。論著《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銳》被視為海峽兩岸的攝影教育啟蒙書；所創辦的《攝影家》雜誌（1992-2004）被譽為攝影史上最具人文精神的刊物之一。阮義忠攝影作品為海內外重要機構展出及收藏。多年來深刻且廣泛影響全球華人地區的攝影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