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阮愛惠

放眼台灣文壇，詩人路寒袖可說是一位「跨界」奇才。他使用國台語文來寫詩和歌，文筆敏於傳達個人的私情小愛，也長於記述山水建物及人文風貌。他既會寫作，更會編輯；早年編雜誌，後來編報紙，近年編套書，什麼「文字活兒」都幹過。

路寒袖的跨界演出還不只在創作的文類，他曾在廣播界主持過節目，更到高雄文化局當過三年局長。在職業歷程中如此「長袖善舞」，這可是大學時代常覺懷才不遇、鬱鬱寡歡，而自杜甫〈佳人〉詩中「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裡取出「寒袖」兩字來當筆名的他，不曾想過人生境遇吧？

寫作 是一念至誠的本心

對於本名「王志誠」的路寒袖來說，不管他的身份是詩人也好、總編輯也罷；是撰述委員或是局長都一樣，他對自己的定位就是個「創作者」，生活步調再忙，自主時間再少，路寒袖都會撥出時間來寫作；既然寫出來了，也會盡力讓作品出版。寫作、出版，是路寒袖「一念至誠」的本心，不管他在什麼工作狀態裡，頂著什麼樣的世俗頭銜，這兩件事是他一以貫之的職志。

自二○○八年到二○一四年，路寒袖沒有接任何專職工作，兩袖清風，卻沒有因此飄飄盪盪，而是馬上投入寫作專職。他說：「即使在我最忙的三年局長任內，我的創作量還是蠻多的，寫作已成為我的自然本能。我自公職退下的近六年來，更珍惜這段自由的時間。我規定自己每年要出一本書，這三年來，我很慶幸自己做到了，而且都在每年的國際書展舉行新書發表會。」

這個階段的書寫，路寒袖再度跨界，把書寫場景拉到他以前不曾親近的歐洲；而他的書寫工具也增添了單眼相機，跨越到影像記錄。一直以來被標示為本土派詩人、「台灣」色彩濃厚的路寒袖，在連續出了三本描寫歐洲的書後，有朋友質疑他為什麼不再寫台灣了？他說：「本土意識和國際觀不相違背，真正的本土觀絕不是狹隘的地域主義，只是任何世界觀都要從自己出發，或者自己要先建立起跟其他文化相異的識別標誌，也就是自己文化的DNA。帶著這樣的DNA，走上國際舞台，與其他文化做朋友或是互相競爭，都是很好的。」

地誌詩 回溯與土地的互動

然而朋友的質疑確實也提醒、督促著路寒袖。他曾這樣寫著：「那些身處異國的時日，心神的浮盪湧動往往難以預測捉摸，人在廣場、教堂、博物館、港口，有時校園、劇場、街市、餐廳……恍神間就與台灣連了線。從遙遠的距離觀看，有時台灣反而清晰、立體，甚至更能知曉台灣在世界的位置與處境。」

於是，路寒袖開始蘊釀著書寫台灣的「地誌詩」，試著想從一個創作者生活和成長的軌跡，回溯他跟整個土地與城市的互動關係。他說：「生命走到這段，發現我主要的創作，都和土地連結。當我移動在不同的土地時，也會影響我的創作。每到了一個地方，在當地生活時，很自然地，我身體的神經、感官，就會擁抱這塊土地，對土地的感覺在我體內產生化學變化，催促我去書寫和這個地域的關係，就像兩者之間磁場的共振。」

彷彿內在的渴盼召感了外緣。之後不久，一連串有關書寫台灣的套書計畫，就找上路寒袖了。

腳踏實土樂在其中

從前被標榜為「本土派」作家，指的是意識型態及情感上的認同；近年連續編寫了《愛、理想與淚光──文學電影與土地的故事》套書及攝影詩文集《走在，台灣的路上》之後，路寒袖真正成為固本清源、腳踏實土的本土派了，由「頭」到「腳」都在親愛台灣。

《愛、理想與淚光──文學電影與土地的故事》以「文學．電影．地景」為主題，介紹三十部由文學作品改編成的電影，分析了小說、電影、改編拍攝、藝術特色等，路寒袖則負責作品、電影裡今昔地景樣貌的拍攝，因而在三個月不到的時間內踏遍全台一百五十個場景。他說：「以前我也常四處走走，但這個工作卻是我重新認識台灣的開始。台灣是一塊活的土地，隨時在新陳代謝；舊的文化景觀被破壞，但新的地標會被開發出來。我重新尋訪，做了一次總複習。」

緊接著，他又應出版社之邀，執行一連串城市書寫的案子。這個工作很像是上一個工作的重點延伸，仍是實地走訪、居停某個城市一段時日，用攝影和採訪的方式記錄當地的地理人文。這樣的踏察巡禮，事實上是很辛苦的工程，但路寒袖卻樂在其中，當作是重新認識台灣的契機。隨著工作的執行，路寒袖也展開了「地誌詩」的寫作，這也就是他的新作《走在，台灣的路上》、《看見，靈魂的城市》及《那些塵埃落下的地方》之所以成書的前因。

路寒袖說：「土地不僅承載著人，也搬演著人的故事，同一塊土地，卻可以演繹不同世代的人的故事。在地景地貌變動劇烈的現代，我們的生命故事是否因為舞台場景的異質化而快速消逝？我的書寫，就是我對台灣土地付出的一份眷戀與堅守。」

前年到去年間，路寒袖曾到中壢，幫桃園縣府做了一本中壢的「生命之河」──老街溪的整治紀錄書。一年的時間裡，路寒袖幾乎把中壢走透透，也讀遍了老街溪過去與現在的資料。「現在我差不多可以說是中壢通啦！」他說：「我走過愈多城市，就愈發現我不了解台灣。很多小地方，甚至大城市，我愈靠近愈有新鮮感，透過文學的思維和報導的目的再次凝視它，每每有令人驚嘆的新發現！」

路寒袖很慶幸有機會接手這幾個城市書寫的案子，讓他的「地誌詩」寫作變成有目標、有責任且能落實。他這幾年來的生活，也因不斷地走訪、拍攝、書寫而備感充實。「收入雖然微薄，但以前我花百分之六、七十的心力去做自己不是很喜歡做的事，現在卻百分之九十都是喜歡的事，得到的心靈回饋很大。以前用公共資源建設城市文化工程，現在是啟動內在本能達到自我完成，兩者感覺很不同，但都是我全力投入的積極人生。」

檳榔歐巴桑寫出生命故事

路寒袖在高雄文化局長的三年任期內，花了很大的心力，從不同面向去推廣「城市的閱讀、閱讀的城市」運動。從繪本故事媽媽的培訓、全高雄各圖書館分館的閱讀改造工作、局長親帶的讀書會、監獄共讀等，凡是和閱讀相關的文化活動，如書展、主題展、演講、演唱會等，路寒袖全都辦得熱血沸騰。

路寒袖說：「我任內局裡曾出過上百本書，在標案時，我就用心規畫，要求有些書未來要作通路發行。後來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書都有上市，我不希望見到這些好書在用心編著、出版之後只淪為官方檔案，而是要流通給需要的人。」

對書寫和出版始終抱著美好的臆想，這個生命之愛，讓路寒袖不管身為小刊物的編輯或大城市的文化局長，都孜孜不倦地去傳揚文字的社會功能。即使到了現在，出版業走向日暮西山，聽說市場上超過一半的文學書都是自費出版的消息時，路寒袖卻仍抱持著正向看法：「其實這是一種共同的投資，出版社投資編輯專業、人力和通路，作者投資作品及印刷成本，如果推銷有道，不但不會賠錢，還可以小賺一筆呢！」

路寒袖舉他的三個學生為例，他們各自申請到國藝會補助，而自費出版了小說、散文和詩集作品，其中一位因人脈通暢，順利地銷出數百本；而更有一位「檳榔歐巴桑」，寫了她的生命故事《我和我的檳榔攤》，不僅引起廣大回響，書還擺在自己的檳榔攤上和檳榔一起販賣，結果很多卡車司機買檳榔時也買一本書，成為城市中另類的閱讀風景。

路寒袖說：「也許有一天紙本閱讀會走進歷史，但在此之前，我們要盡力托住它，不要讓它像自由落體那樣直直掉落吧！」總是抱持著溫和但堅定的理想和價值，這樣的人生信念，正呼應了出自他手筆的一句文宣：「有夢最美，希望相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