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是個政治南北對峙的時代，而佛教東傳中國已有三、四百年的歷史，是佛教從醞釀期走向隋唐成熟期的重要過度。面對完全不同思想的印度佛教，六朝人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來加以理解，形成所謂的格義佛教。

另外，對於印度的中觀佛學，則以當時盛行的三玄（老、莊、易經）來詮釋之，史上稱之為般若學，計有六家七宗，其中以本無宗、即色宗、心無宗為主要派別，東晉道安就是本無宗的代表大師。玄學化的般若學等到鳩摩羅什和僧肇師徒的出現，力弘中觀佛教，才回歸本來的般若空義。

道安大師，俗姓衛，常山扶柳（今河北正定）人。自幼父母雙亡，生逢亂世，由外姓兄長撫養長大。七歲開始讀儒家典籍，十二歲出家，由於長相黝黑醜陋，不受師父重視，驅使他耕役田舍，如是三年勤奮不懈，毫無慍色。

一日晨耕，向師父借來五千言的《辯意經》，日暮而還，便能闇誦。次日更向師父索求其他佛典，師父不以為意說：「昨日經書尚未熟讀，何以好高騖遠，復求其他經書？」於是給與一萬言的《成具光明經》，傍晚歸還如書背出，不差一字。師父驚詫不已，知是法門龍象，不能困於淺灘。等到道安二十歲受完具足戒後，便讓他隨意外出參學。

道安遊學十方，在鄴（河南安陽）遇見佛圖澄，佛圖澄讚賞他天賦異稟，而大眾卻因為道安其貌不揚而輕蔑他，佛圖澄說：「此人遠識超拔，不是爾等所能匹敵。」佛圖澄講經說法，道安復講無差，並且一一解答眾人疑難，游刃自如，大家讚歎說：「漆道人，驚四鄰。」留下醜僧俊道的美談。

老師佛圖澄圓寂後，道安為避後趙國的戰亂，來到濩澤（山西陽城），後又至太行恒山（河北阜平），逃難中說法不輟，注解佛經，進而造寺建塔，積極度眾，其信徒幾達河北人口之半，故有「中分河北」之說。因為身歷世亂，他在河北移居九次，極盡顛沛流離。

後來駐錫受都寺（河南鄴），組織僧團，又因為躲避前燕的攻打，而投奔到襄陽。前往襄陽途中，到了新野時，道安感受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佛教在凶年亂世中能夠發展，需要君王的護持以及大眾的群力弘傳。為了避免「覆巢之下無完卵」的憂患，於是第一次將弟子們分燈傳法，囑咐竺法汰到揚州，法和到四川，把佛法慧命延續於十方，自己則率領慧遠等弟子直奔襄陽。

慧遠，俗姓賈，雁門樓煩（山西代縣）人，生於官宦之家。十三歲隨舅舅令狐氏至許昌、洛陽遊學，博覽儒家六經，尤其精通老莊之學。東晉永和十年，中原戰亂頻仍，二十一歲的慧遠聽說道安大師在太行恒山建寺傳教，帶著弟弟慧持來歸投道安門下，追隨道安長達二十五年之久。慧遠卓然不群，以弘揚大法為己任，深得道安讚賞，認為未來使佛法流傳於中國，唯有仰賴慧遠。

道安大師在襄陽居住十五年，一面講說《放光般若經》，一面整理、注釋經典，編纂《綜理眾經目錄》，對歷代翻譯佛經進行有系統的整理編目，同時制定布薩、差使、懺悔等儀制僧規，功德崇高，聲名遠播，引起北朝前秦君王符堅的注意。

東晉太元三年（三七八年），符堅派遣大將符丕攻克襄陽，不惜以武力延請道安大師到長安，以為國師。符堅甚至說：「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一人是指道安，半人則為名士習鑿齒。道安大師受到大眾的敬重可見一斑。

當大軍壓境，危難之際，道安決定第二次分散弟子們至各地弘化，殷殷囑咐每一位堪負重任的弟子，唯獨對慧遠不發一語。慧遠長跪涕泣道：「老師您對每一位弟子都指示明確的弘法方向，為什麼對我卻沒有任何的訓誨，難道我是不堪荷擔如來家業的人嗎？」

道安淚眼潸然，扶起慧遠說：「我縱然沒有片言隻語的叮囑，你也知道如何續佛慧命，把佛教傳揚於世間。如你這樣出色的弟子，我再也沒有任何的牽掛、憂慮。」

拜別了師父，慧遠率領數十位同道先在荊州上明寺小住，打算前往廣東羅浮山，途經潯陽，發現廬山的靈氣、清淨，於是駐錫在此，三十多年未出廬山，以東林寺為中心，創建了廬山僧團。

而道安、慧遠二人終其一生都未曾再見面，但是師徒之間以心印心、慧命薪傳的高風亮行，在中國佛教史上，千年來依然閃耀著動人的智慧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