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從東漢魏晉的格義時期，發展至隋唐宗派大開的鼎盛時代，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佛教，內涵豐富細緻，對於中國的文學、語言、繪畫、建築、音樂、戲曲、風俗等，產生了深刻影響。

佛經譯業從東漢桓靈時代開始，它雖是一種宗教義理的翻譯，同時也是文學翻譯。這種融合梵華的佛教文學新體裁，本身便充滿文學性，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甚大。

馬鳴的《佛所行讚經》是一首長達三萬餘言的佛傳長歌。《維摩詰經》是一部亦小說、亦戲劇的作品。《華嚴經》中善財五十三參的求道歷程，啟發了《西遊記》西行求法歷經八十一難的創作。

佛教人物傳記可分為：佛傳文學與僧傳文學。《長阿含‧遊行經》，描述佛陀證入無餘涅槃之前，對弟子的叮囑，簡潔的對話內容，彷彿現代的短篇小說，表現出人生最後臨去一瞥的從容篇章。

佛傳文學尚有一種讚佛文學，佛陀涅槃之後，弟子們因為思念佛陀，於是歌頌佛陀累劫中六度萬行的無量功德，形成神聖的佛陀崇拜，這類經典就是《本生經》。

《本生經》中佛陀時而出生為美麗仁慈的九色鹿、智慧理性的猴王、精進勇猛的鸚鵡，時而化為割肉餵鷹的尸毘王、捨身飼虎的太子，故事生動感人。

《本生經》是一種綜合格言、神話、傳說、詩歌、寓言的文學體裁，對於中國寓言文學影響至深。唐‧柳宗元遭貶謫永州期間，借動物諷喻現實，明顯受到佛經寓言的影響。佛弟子傳也是不可忽略的一大素材，禪宗的各種燈錄，乃至歷代高僧的碑誄，都是佛教傳記文學的重要文獻。

佛陀四十九年的說法，採取十二分教的方式，其實就是十二種文學形式。其中長行、重頌的交叉運用，或者純以諷頌宣說教義的方式，深深影響中國文學的文體發展，章回小說散韻夾雜，譬喻則以淺近的故事，闡述精闢的經義。

佛教大量使用譬喻本是一種宗教功能，由於譬喻本身的文學性，意外地在中國文學園地綻放出耀目的奇葩。譬喻還是一切故事、傳記的總匯，是一種文學作品。

佛教對於中國文學的影響，可分以下幾點：

一、豐富中國新辭彙

平日我們習以為常的外來成語，百分之九十來自佛教名詞，例如：一知半解、一廂情願、三生有幸、五體投地、七手八腳、十字街頭、天花亂墜、不可思議、不知不覺、盲人摸象、牛頭馬面、苦中作樂、隔靴搔癢、打成一片等不勝枚舉。這些用語遍及文學、歷史、哲學、藝術、文化、經濟等領域，提升了漢語的新意境，增加了漢語的新語辭，豐富了漢語的表現能力。

二、四聲的發現和音韻學的推動

隨著佛教的傳入，印度聲明也傳至中國，齊梁文學家沈約、王融、周顒等，吸收了佛經轉讀時梵文拼音的平上去三聲，再加上中國音韻原有的入聲，合併而成平上去入四聲，推動了唐代格律詩的開創與發展，從格律自由的「古體」，走向格律嚴謹的「近體」。四聲的形成，直接影響了後世中國格律詩的創作。

三、說唱文學──變文的產生

變文從佛教的唱導演變而來，六朝時期寺院便已經流行一種唱導。僧人在講經說法時，不僅要依梵唄聲腔來轉讀經文，同時也要唱誦佛號。這種體制至今仍然流行於漢傳佛寺的法會懺儀。為了收到警眾宣教的效果，還要講些因緣、譬喻等故事，說說唱唱，是佛教的一種布教法。到了唐代由宣說佛經的僧講，演變成敘說世俗故事的俗講。

中國說唱文學逐漸發展成為散韻融合的變文，說經者取佛教人物故事為教化題材，稱之為變文，如〈降魔變文〉、〈大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後來變文內容多有取材自民間的故事，如〈昭君變〉、〈伍子胥變〉、〈董永變〉，甚至佐以圖像畫卷，稱之為「變相」。變文的產生，表示佛教趨向通俗化，也顯示中國民間文學的蓬勃生命力。

另外由變文又間接發展出以唱為主的諸宮調、彈詞、鼓詞，以及以說為主的小說、話本，變文這種有唱有說、詩歌散文和合的新文體，開創了中國說唱文學的先河。

佛教與中國文學的因緣關係，體系龐博，《全唐詩》收錄唐代詩人四萬二千八百餘首詩，和佛教有關的有五千首，占八分之一，也就是說八首唐詩中就有一首佛詩，關係密切。

佛教深植中國二千餘年，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社會民情的一部分，從文學角度來看，歷代的詩歌文集《全唐詩》、《全宋詩》、《全唐文》、《全宋文》等，是佛教雅文學的篇章，各類筆記小說、戲曲等，盡為佛教俗文學的題材。佛教與文學是一塊尚待開墾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