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於明萬曆三十一年（一六○三）完成《戲鴻堂法書》，時年四十九。同年三月寫下一件無意於佳而佳的〈行草書卷後記〉，文曰：「癸卯三月，在蘇之雲隱山房，雨窗無事，范爾孚、王伯明、趙滿生，同過訪，試虎丘茶，磨高麗墨，並試筆亂書，都無倫次。」

這件〈行草書卷後記〉線條簡潔流暢，看似無奇，但靜觀其點畫與使轉，每一字都在平淡中求變化，用墨濃淡自適，走筆一任自然，依序讀完全文，此作若聽平劇好嗓子般，似精鍊的唱腔，清、亮、圓、寬、潤、勁，所謂六美，這如聲音般律動的線條，是經鍛鍊而成，非十數年可及。

此作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在日本書道界被廣泛介紹，但並非仿效的對象。日人喜明代晚期王鐸與倪元璐等極富表現感的線條，王等書風已被近代日本書道界奉為圭臬。

日本書家注重線條乾溼、長短、粗細、輕重等形式上的變化，強調側鋒，玩弄著毫毛，欣賞翻滾的美感，追求幻化的線條，富設計感的畫面，美術性極其強烈的民族。

他們著眼於書寫者的技巧，至於書寫者的人品如何，就不是那麼重要，更何況是感受書寫者性情。孫過庭於《書譜》中言：「真（楷）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使轉為形質，點畫為性情。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伯英不楷，而點畫狼藉。」日本書家懂得楷法，但總寫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