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署長楊志良批評台灣社會「理盲」、「白目」，雖然有些情緒，卻指出了台灣當前的問題所在，不僅是新流感疫苗注射或是健保費調整的問題而已，幾乎所有的重大議題，都是由情緒性的非專業人士或政黨以一己之私用偏見進行主導討論，這種現像尤其在兩岸議題上非常明顯，讓理性、專業遭到極度的壓縮與排斥，這是台灣重大的危機，必須正面以對。

在多元民主社會中，能滿足個別政治團體的政策與利益，未必能符合整體社會的利益。民主政治就是在妥協中尋求對人民最有利的最大公約數，讓整體社會的共同利益能超越政黨的特定利益，如此才能落實政府施政完成公共利益，提升全民福祉的任務與目標，幫助人民創造正義、安全、穩定的生活環境，共享國家建設成果。

政黨之間固然有立場與政策的不同，但是必須將是非對錯擺在第一位，將公理正義擺在最前面，將人民福祉擺在政治神主位，而不是將政黨利益與選票考量視為唯一。舉一例而言，立法院將在明天對檢察總長人事案行使同意權，民進黨立院黨團已決定將對被提名人黃世銘投下「不同意」票。這種行為就是所謂的沒有是非對錯、不講專業理性、將政黨鬥爭放在人民的期待之上。黃世銘是檢改會四百多位檢察官評選為檢察總長人選第一名，提名後普獲社會大眾的好評，為人清廉，剛正不阿。如果這樣的人選都無法獲得認同，那麼民進黨要替社會推薦什麼人呢？不要忘了民進黨執政時推薦了陳聰明，結果如何？

台灣重大政策之所以總是落入私利拔河窘境，與媒體不負責任的搧風點火有極重大的關係。媒體本應是社會正義的守護神，以理性提升閱聽品味，用專業匡正社會人心，好內容提升人文素養，報好事淨化人心善念，才是媒體最重要的責任。但今日有部分媒體，放棄專業與政黨同流、不講理性與政治人物共利共生，媒體與特定的意識型態沆瀣一氣；導致責任與利益錯置，讓媒體被政治豢養，當前台灣失去理性與專業的主要原因就在此。

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曾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中提出「責任倫理」。所謂「責任倫理」，是「真切而全心地感受到可預見後果的責任」。依照韋伯的看法，一個人「預見後果的能力」必須以他的專業理性作為基礎，更清楚地說，推動任何社會改革，不能只憑「熱情」，還要靠「理性」，尤其是要以專業知識。

台灣當前最可怕的就是理性與專業蕩然無存，偏見與扭曲的非專業見解大行其道，政黨私利的片面之詞成為主流，媒體刻意的誤導成為常態；於是重大議題皆失去了理性思辨與討論的空間。台灣是不是仍然陷在這個泥淖裡，明天看黃世銘的投票就可得到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