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心耘

系列課程的最後一堂下課鐘響，學員起身向講師鞠躬致謝，聲情懇摯。身為講師，我也屈身回禮。

回應他們熱情的「謝謝講師」，我由衷說出的「謝謝各位」同樣飽含感恩之情。

天哪，原來我始終沒有忘情傳道、授業、解惑的講台！

我開始教書生涯後，有一回妹妹遇見我多年不見的國小同學，曾經與妹妹短期共事。她一見到妹妹，劈頭就問：「妳姊姊現在是當老師還是當醫生？」

這是什麼時代？遠遠超過傳統三百六十行的當代，她怎麼光挑這兩個行業問？似乎料定了答案必然二選一？

她接過妹妹的問號，一副理所當然的模樣：「妳姊姊看著就像！」

生來優柔寡斷，偏偏從小對日後生涯的發展很篤定──如果可能，當然就是當老師。

我教書的職前訓練開始得很早。小五的學期末，班導在放學後把我單獨找去，神祕兮兮地遞過一本厚厚的冊子：「妳對班上同學比較了解，期末評語讓妳寫……」

較諸捉刀寫期末評語這種大事，幫老師批改作業根本是尋常小事。國中時期，班導是英文老師，我這個英文成績還行的班長自然就接過檢討英文小考考卷的活。

爾後是大學，即使讀的是全公費學校，每個月還可以支領一千元出頭的生活津貼。可再怎麼省吃儉用，依然抵抗不了台北高昂的物價。寒暑假到工廠打工，正常上課期間，家教變成唯一的出路。

最早是仰賴家教中心仲介，大抵是教國一英數。有幸教到一對美籍華裔姊妹的中文之後，我的生源從此源源不絕。在美國學校任教的家長對我的中文教學青眼獨具，不但給的酬勞遠高於行情，還主動在朋友圈廣為宣傳。

踏出大學校園，正式走上講台，我驚訝地發現自己對教學的熱愛遠勝原先的設想。不論當天的心情有多惡劣，只要走進教室，站上講台，我的陰霾不但立刻消散，而且會在瞬間轉成燦爛的笑臉。

帶笑上台不是作戲。也不是職業道德。純粹只是因為喜歡學生，喜歡講課。

我喜歡教書，尊敬教書這分工作。即便老有熟識的朋友嫌我臉皮太薄，甚至妄自菲薄，可我從來不說自己是在「誤人子弟」。

教書打混，在我眼中是罪大惡極，不可饒恕。

然而，我終究提前離開了教書崗位。

為了一圓中華文化的夢想，為了取得中華文化的話語權，五十歲退休下限一到，我便飛往對岸的北京大學讀博士班去了。

既然那麼愛教書，為什麼不是留職停薪？

台灣的法令容許你去到任何地方帶職進修，就是不准到對岸！

五十歲超齡入學，即便取得博士學位只費了三年光陰，面對海峽彼岸一般大學三十五，至多四十的入職門檻，即使北大是全球百大，五十有三的高齡，直接讓我出局。此岸呢？流浪教師滿街跑，我這個小老太婆怎好意思和年輕人搶飯碗？

賦閒足足兩年後，無意中遇見一位據說有靈通的師姊。師姊主動發問：「妳現在在做什麼？」聽到我的答案，師姊扳起臉來：「那怎麼可以？妳這輩子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沒教完呢！」

三分之一？我認真盤算了一下。教過十三年國中，高中正好也教了十三年，難不成還得再教個十三年？

師姊說得沒錯。我遇見她的第二年，重回校園的機會從天而降。到江蘇教了兩年大學，因為父親離世，原簽的三年聘約提前解除。

父親去世，我不曾痛哭流涕，可卻陷入空前的低潮。返台後除了定期回娘家探望已失智的母親，大半時間，我寧可宅家自閉，對任何事都提不起勁。

那剩餘的學生呢？師姊說這輩子還沒教完的？

我沒忘記，可也無力回應。

沉寂兩年之後，這個系列講座的邀約來了。我點了頭。

一回到講台，我就發現：從前的熱情回來了。我講得忘乎所以，而台下的學員，也不忘以專注的眼神與笑容回應。

沒錯，有些事是命中注定。

我就是命中注定愛教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