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舒雅

《留下來的人》以台西村高齡世代的生命故事為背景，記錄這群出生於1930、1940年代，自小從農，大部分只接受過數年小學教育的高齡者，如何隨著生命變化，調整生活秩序、在衝突與矛盾中掙扎適應，也藉著故事，深描台灣的社會倫理脈絡。



台西村的高齡者是時代群像的縮影。在台灣，有許多像台西村這樣的農村，若行走其間，我們可能也會聽到某個阿公、阿媽說自己是「無路用的人」——面孔不同、地域環境不同、甚至語言詞彙不同，然而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

早年的勞動生活刀刻斧鑿地印烙於身，養成這群人內在人格的基底，並指引著他們的行動。台西村高齡者在邁向老化的過程中，普遍經歷從「作穡人」轉換到「閒人」的心理掙扎與生活調適，這也是他們最常與子女爭執拉鋸的一項課題。子女總是希望父母停止勞動生活，顧好身體就好，但老人家卻想做到不能做為止。高齡者之所以會抱此想法，原因就在於「農民」的身分認同不僅涵括著經濟生活，而且還是這群人據以安身立命的核心價值。晚年的勞動轉變，因而牽涉到的是核心價值的轉換與變動。

「失去價值」的恐懼

被他們自評為苦難的過往不只作用於過去，也成為組構現下生活的基礎。在勞動的掙扎之外，他們所歷經的家庭生養壓力、經濟窘迫、戰爭恐怖、不識字的自卑感、對兒女的期待與歉疚，都成為組構當下生活的信念─關於自己要做什麼、怎麼和子孫維持關係、乃至於在哪裡，以及如何走好最後一段路。他們總想著不拖累子孫、不花費太多金錢在健康照護上，而在決定是否留鄉、還是隨同子女居住、或者進養老院時，他們還總是一併考量子女的狀況。

因高齡所聯繫上「無路用」的評價，在晚年的照護議題中影響最巨。年齡歧視雖然不在檯面上出現，但社會中隱隱存在著排斥、恐懼高齡的情緒，除了害怕高齡可能失去自主性，還扣連上因高齡而「失去價值」的恐懼。

以外在條件與能力功績評價一個人的社會功用，或許是產生這種情緒的隱藏機制。活在世上要成為有用的人，仿若已是必然，而在重視經濟發展與物質積累的社會氣氛下，可見性的經濟與物質貢獻，則幾乎壓制、掩過了精神性的輸出滋養。高齡者的情況因此頗為嚴峻─直白點說，因為他們沒辦法再賺錢了，加以身體健康需要更多旁人支持或者照護，高齡者因此與「負累」劃上了等號。

建構友善高齡環境

在長為一名高齡者以後，能不能以新的方式重新詮釋「有用」的人生？即便不能像過去一樣大量生產農作養活一家老小了、即使不會讀書不懂得打電話、出遠門必須一直仰賴路人的指引，但還是可以擁有身為一個長者的驕傲。

老年階段的身體條件一定會日漸衰退，但是承認他們的身體與「正常人」存在差異，不代表社會環境可以將他們排除在外，因為人人都有近用、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他們不該變成社會上的「他者」，不該成為被妖魔化的存在。在高齡化日趨顯著的當代社會中，我們更應在基礎設施、公共制度與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努力減少他們參與的障礙，建構出友善高齡的環境，使老年生活的心理與物理空間得到更多支持。

身為旁觀、陪伴他們走過一段旅程的研究者，我亦見到時間帶來的轉變。不只是身體機能衰退，許多高齡者在邁向死亡的路程上，面對許多議題、該如何處世的態度也有所軟化，並在接納變動、危機與障礙中逐漸坦然。他們在能夠努力的極限內盡力嘗試，也同時懷揣著一份對天地造化、對無常的謙卑。

（本文摘自游擊文化出版《留下來的人：偏鄉高齡者的生命紀事》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