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龍應台

現在二十歲的人類，出生在電腦贏了人腦的數位時代，成長在大數據幾何式飛躍的革命時期，他們一睜開眼看見的世界就和之前所有還活著的世代︱︱X世代、嬰兒潮世代、無言世代，不一樣。

現在的代差，是數位代差。數位代差的意思是，「我們」和「他們」活在兩個平行的氣泡裡，沒有交集。兩代人獲取知識、形成判斷、養成價值的途徑，已經截然不同。

我們這一代掌權的人，必須要認識到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就是權力位置的大挪移。從前很多的價值建立在有「門檻」這個前提上。

要獲得知識，要有能、或有錢、或有身分作為門檻；網路卸下了門檻，人人可以獲得知識，於是你發現，如果你曾經是啟蒙者，啟蒙者的社會角色不見了。人人都掌握某塊的知識，庶民變成網民，網民與精英平等，你這個啟蒙者變成笑話。

要發揮影響力，要有平台、或有權力、或有長年累積的實力作為門檻；網路拿走了門檻，人人都有機會搭建自己的平台、取得權力，然後把權力轉化為實力。他不一定需要長年的累積，只需要一點對時機的透視力或者恰恰好的個人魅力，他就變成「網紅」，「網紅」和意見領袖平起平坐，甚至影響力更大。

要掌有權力，要依靠知識、或智慧、或技術，或者某種資源的壟斷，可是全球化把「國家」這個權力機制給繳械了，網路化把總統、國會、政府、法院、學校、媒體、大企業、教派、名教授、大知識分子，所有曾經掌握話語權力的精英及精英體制，都給扯下了寶座。

在新的結構裡，有權力的，是群眾，不是精英；有影響力的，是網民意見，不是專業知識。

這是好的嗎？

群眾掌權，群眾對體制沒有信任、對上一代沒有信任、對決策者沒有信任、對專業知識沒有信任、對精英沒有信任，這，是好的嗎？

二○一四年，俄羅斯占領了克里米亞。政治學者針對二千零六十六個美國人做了一個比對調查，他們問兩個問題：一、請他們在世界地圖上指認烏克蘭的位置。二、問他們是否贊成美國轟炸烏克蘭。

調查的結果是：一、只有六分之一的人指得出烏克蘭的位置。二、愈是不知道烏克蘭在哪裡的人，譬如有的人認為烏克蘭在拉丁美洲，愈是主張出兵。

二○一五年，一個政策民意調查問了另一個問題：你是否贊成轟炸阿格拉巴（Agrabah）。結果：民主黨支持者百分之十九贊成轟炸，百分之三十六反對；共和黨支持者剛好相反，百分之三十三贊成轟炸，百分之十三反對。

這麼重大的外交及國防政策，選民的態度很明確吧？

問題是，這個轟炸目標阿格拉巴，是迪士尼電影《阿拉丁》裡頭一個虛構的國家，它不存在。也就是說，選民充滿自信、斬釘截鐵地表達見解，做政治決定，對一個完全不存在的地點。

我想用美國學者尼可斯的說法來回答這個問題，不信任，是好的嗎？

他說，美國人已經到了一個地步，把無知捧成了美德。把拒絕相信專家說法，視為「獨立思考」。

他說，「這是件很嚴重的事。社會會進步，是因為精深的、累積的專業，使得我們敢去信任精英、專業，認為他們可以帶來社會進步。當這個信任不在了，民主和專業就會崩壞，因為民主機制的精英們就不會願意陷入一個泥沼裡與知識破碎而聲音卻又特別大的群眾一再糾纏，他們會選擇退出。那個時候，專業就不再是為社會公益服務的了，而是，誰有權、誰有錢，就去買他要的專業。這個結果，其實已經來到眼前。」

一顆眼淚如何誕生

全面的不信任，當然是不好的。如果網路科技帶來的只是反精英、反專業、反體制的民粹，當然是危險的。

因此，我們可能希望告訴年輕的網路世代：你看，眼淚，是水和鹽組成的。但是，當你用科技把水和鹽加到一起，放進一個玻璃瓶，請問，這是一顆眼淚嗎？

當然不是。水加鹽永遠不會等於一顆眼淚。新科技再怎麼神奇，它取代不了思想；人工智慧再怎麼超前，它產生不了情感。水加鹽，不是眼淚，因為它沒有心的激動。

因此，我們會希望跟網路世代說：你必須從你的同溫氣泡裡出來，和「我們」的歷史經驗以及代代相傳的專業積累做銜接，否則單單是全球化和新科技，不會給人類社會帶來幸福。

問題是，如果「我們」這些管理者、教育者、決策者、評論者、掌權者，自己其實也處在一個同溫氣泡裡呢？

如果「我們」根本不理解科技如何改造了知識生產，如何重塑了人際關係，如何顛覆了基本價值結構，如果我們自己不理解網路世代的邏輯，我們怎麼可能跟他們對話呢？

如果我們自己心中充滿對新時代的無知和對新世代的偏見，我們怎麼開啟重建信任的工程呢？

面對全球化和新科技的排山倒海而來，我深刻覺得「我們」這幾代人，站在斷崖邊，要不就學會搭橋，要不，就掉下去。

（摘自《沙漠玫瑰，怎麼開花：龍應台演講集（上）》，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