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孜寧

今年，有一個最冷清也最長的暑假。5月以來疫情增溫，全台民眾減少群聚互動長達兩個多月，各級學校甚至從學期中就開始在家開啟網路遠距上課。這些為了防堵傳染病的公衛決策，背後付出了不少人力代價，家庭照顧成本遽增就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除了孩童無法進入校園上課，長照護理人員也無法提供居家服務。

就家庭與性別的角度觀察，已經有國外社會學研究報告指出，孩子停課或在家學習，會明顯損害媽媽的精神健康，增加母職壓力，而雙親家庭中的爸爸卻少受影響。英國Essex大學社會與經濟研究所今年刊登了一則研究報告，指出職業婦女居家上班時，除了須分神照顧孩子的生活、學業，同時也必須關注防疫問題，除了無法明確分隔物理空間上的家庭與職場，在時間、心思等隱形區隔方面更是模糊不清，造成母親精神上無法計算的壓力。

相信這樣的結果中外皆然。看看台灣相關的官方數據，女性因家庭照顧而離職的比率是53.3%，其中只有21.7%的人成功復職，而且平均花費了6年半才再重回職場；即使不願在家庭、工作中做選擇的女性，最終卻仍有二分之一因家庭而離開職場。

疫情最嚴重的6月，我參與了一場民間互助學習的線上論壇，分享過去我與其他共學媽媽一起建構出的合作模式，提出「女性互助」的看法。現代社會常以資金流動作為社會進步的依據、資金多寡作為個人能力的證明，卻忽視了「非資金」的成本與能力；然而，通常女性在家庭裡肩負起的就是「非資金」的責任，特別在這種「有錢都買不到人力」的防疫時刻，更顯壓力沉重。

同一屋簷下，常由女性擔任或兼任家庭照顧者的角色。於是，坊間常見眾多媽媽支持團體，自然而然地統整出有默契的互助系統；只是，這樣講求人際交流的互動結構，在這段三級警戒的非常時刻，卻完全發揮不了作用。身為一個自由工作者，連我都無法平衡與孩子全天候、無距離相處的身心狀態了，更何況是原本擁有全職工作的職業婦女。

在接下來的日子，我們無法掌控病毒，卻可以主動給予職業婦女更多心理層面的援助。在無法直接分擔其工作壓力的情況下，如何為職業婦女舒緩壓力，將成為當代家庭經營的課題；否則，疫情不僅帶來公衛影響，還會間接影響這個世代的職場性別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