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作為「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身處兩大政治勢力（曹氏與司馬氏）政治鬥爭十分激烈的年代，在很多問題上不能不小心翼翼以免觸雷，於是也就有了這樣一段故事：司馬昭本人曾數次同阮籍談話，試探他的政見，可阮籍總是以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來應付過去，使得司馬昭最終不能不感嘆「阮嗣宗（阮籍字嗣宗）至慎」。（劉義慶《世說新語．德行第一》）

對於在朝廷中當官的阮籍來說，因為其所處的時代有些特殊，因此，不能不小心謹慎，盡量把話說得「虛」一些，「玄」一些，讓人無法抓拿，進而無法給他扣帽子，以便在夾縫裡求得生存。

中國的文人有些苦。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有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諄諄教導，又有現實的政治鬥爭無比殘酷，讓他們隨時可能成為犧牲品的無數先例，所以，他們經常在「出世」還是「入世」之間糾結。

就魏晉的「竹林七賢」來說，其內心也一定存在著這樣的矛盾，所以，儘管說他們曾經聚於山陽縣（今河南輝縣一帶）的竹林之下，喝酒、縱歌，肆意酣暢，可他們並非真正的隱士，而是反復在退隱與進取之間徘徊。至於他們的結局，也很難說圓滿：嵇康被殺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晚節不保，為後人所詬病。

我對嵇康是無限崇拜的，因為他始終保持了做人的氣節，即便是死也死得瀟灑。臨刑前，他旁若無人地彈奏的那一曲〈廣陵散〉，永遠迴蕩在歷史的上空，為後人所景仰。不過，對於王戎、山濤的選擇，我們是不是在與他們拉開了相當的歷史距離後，也可以予以他們一定的理解呢？

想想，真該慶幸我們比「阮籍們」幸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