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客

清朝乾隆皇帝剛剛登基，左都御史孫嘉淦便上了一道奏折，這道名為〈三習一弊疏〉的奏折，因其敢於直言而轟動一時，後人將其譽為「清代第一奏折」。

三習之一，「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孫嘉淦認為君主開始時不喜歡聽不同意見，後來，就會發展為不順耳的話也不愛聽，最後連奉承的話也必須是高水準的才聽得進去。

三習之二，「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君主開始時只是排斥不禮貌的人，後來就會發展為厭惡對自己敬而遠之的人，最後連尊敬自己但是不太會辦事的人也厭煩了。這是第二習。

三習之三，「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君主剛登基時都胸懷大志，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對自己的要求也開始鬆懈了，以至於自己無論是何種想法都覺得正確無比。這是第三習。

耳習、目習和心習，都是因為身居高位過久而生出的懈怠之心，這三個壞習慣一旦養成，就會形成一個弊端，那就是「喜小人而厭君子」，這是三習的必然結果。這篇奏折得到了乾隆的高度重視，在朝堂之上讓大臣共同學習，但是乾隆是否真正避免了「三習一弊」？恐怕大家心裡都有公認。

三習一弊，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防微杜漸的重要思路，今日之為官為宰者，不可不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