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開法師（佛光山寺副住持、南華大學專任教授）

歐洲死亡文化的法律挑戰──遺族的權利（續）

莫替爾和他的律師抗議說，比利時當局未能保護他母親蒂．婥伊爾（De Troyer）的生命權，而這種失能是由於該國的「安樂死」法律所慫恿的。他們認為，二○○二年通過的法案，既不能為弱勢族群提供保障，又不能要求「安樂死」的提供者擔負足夠的責任。

在這項法案頒布之前，支持者向社會大眾保證，「安樂死」會是極少數的。然而，自從其合法化以來，「安樂死」病人的數目持續穩定上升。在二○一三年，案件數目由二○○三年的二百三十五件，上升至一千八百零七件，二○一五年高達二千零二十一件。這是根據負責監督這一法案執行的機構──「聯邦控制和評估委員會」（the Federal Control and Evaluation Committee, 以下簡稱「控委會」）的數據。「控委會」表示，「安樂死」約占比利時全國所有死亡人數的百分之二。【慧開按：這個「安樂死」的數字比例，高得嚇死人！二○一一年美國人十大死因，進入排行榜第十名的「自殺」人數，才占全美國所有死亡人數的百分之一點五。二○○四年台灣人十大死因，進入排行榜第十名的「高血壓性疾病」人數，才占全台灣所有死亡人數的百分之一點三十五。可見比利時的「安樂死」已經「氾濫成災」了！】

這還只是公布的統計數字，實際的人數可能會更多。二○一五年三月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 簡稱NEJM）上發表的一項比利時研究發現，僅在弗蘭德斯地區（Flanders），「安樂死的比率在二○○七年至二○一三年間顯著攀升，死亡率從百分之一點九上升到百分之四點六。」【慧開按：這個比例數字，如果放在美國及台灣，都可以進入十大死因排行榜的第五或第六名！】NEJM的數據來自發給簽署死亡證書的醫生的問卷調查，而不是「控委會」的「安樂死」提供者的自我報告機制。不可避免的結果是，許多醫生在主管監督機構根本就沒有發現的情況下，殺害了他們的病人。

這項法案的支持者也堅持認為，這只能用在末期的病例，也就是瀕死的病人，而且無法承受因疾病帶來的痛苦。【慧開按：既然已經是「瀕死」階段，為什麼還需要用「安樂死」來加速死亡？「瀕死」階段的疼痛，是可以用症狀控制以及靈性照顧而緩解的。】然而，這項法案打開了其他案例的大門。相關的條款規定，尋求「安樂死」的患者必須處於一種「由於疾病或意外事故導致的嚴重且無法治癒的惡疾傷病，遭受持續且無法承受的身心痛苦，而又無法緩解」的醫療無效狀態。

然而，自從合法化以來，比利時為了非生理性、非末期疾病而「被安樂死」的病人數量已經爆炸了。在二○一四~二○一五年度報告期間，所有「安樂死」案件中的百分之十五是非末期性疾病，百分之三涉及精神或行為有狀況的病人。根據「控委會」的數據，痴呆症的病例有了「顯著的增加」。【慧開按：這種顯著的增加「很不正常」，顯示其中大有文章！】因此，對於醫生（或「被安樂死」的病人家屬）是否無視於「尋求安樂死的患者必須是『在法律上有行為能力（legally competent）』的這項要求」，而一意孤行，引發了嚴重的質疑。

有時候比利時人會僅僅因為他們的生活突然變得黯淡就尋求「安樂死」。在二○一二年，一對四十五歲的失聰雙胞胎兄弟，後來他們倆發現自己即將失明而欲「安樂死」，狄斯特曼居然授權同意並執行。翌年，他又對一名四十四歲「由女轉男」變性手術失敗的病人實施了「安樂死」，只是因為病人覺得她自己看起來像個「怪物」。

然後就是莫替爾的母親，蒂．婥伊爾自從青少年時期就患上了抑鬱症，二十三歲時，她嫁給了一名放射科醫生，生了兩個孩子，湯姆．莫替爾和他的妹妹埃爾莎（Elsa）。在莫替爾十一歲的時候，父親和母親離婚，拋棄了家庭。兩年後，他自殺了。

「我母親總是把我和我父親拿來比較」，莫替爾告訴記者：「所以這是我肩膀上的巨大壓力。這是個非常負面的關係，她在我身上看到了像是我父親那樣的怪物。其實，她很討厭我，她不會承認，但是我能感覺到。我是她破裂的婚姻和帶著丈夫留給她兩個孩子的結果。」儘管如此，莫替爾仍然盡其所能地支持他的母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都是我母親來找我、哭著喊著，我不得不安慰她，從來就不曾是反過來的情境。」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