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開禮

「世上沒有千年的老闆。」這句話，是某天我的東家跟人聊天時說的，記得當天我難得沒有出外奔忙，正留在公司看送印前的書稿校樣，旁邊會客室傳來東家與友人的閒話家常，忽然這一句話清晰的跳進我耳裡，彷彿刻意對我放送，當下給我觸電般的震撼。不知為何，一句普通的話語，對我卻是大啟示，我甚至將它當成日後經營事業的座右銘，時時警醒著我不可自滿、自傲。

一九七二年，我剛創業的次年，《中央月刊》的記者邀約要採訪我，談自己從學徒到創辦「正文書局」苦盡甘來的故事，那時我不過是個三十六歲的年輕人，剛剛白手起家不久，說不上有什麼成就，本來想婉拒採訪，但記者說：「你應該慶幸有故事可說，無論是辛酸或甜美的過程，都是人留給兒女最好的禮物。」

確實，人的成長過程就是生命走過的痕跡，若能給兒女做為榜樣，就等同留給他們財富與榮耀。當年兒子八歲，女兒剛滿月，記者這席話終於說服我接受採訪。「人間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星星。」小時候阿嬤常指著夜空的星斗這樣說，每個人都是一本小說吧！

我的故事同年九月被刊登出來，我這才發現原來自己貧乏的生命故事，也可以被當做勵志代表，這篇報導後來也收錄在《典範》和《大河的一滴》專書中，是台灣從農業轉型工商社會的一九六○和七○年代，民間力量崛起、以及百業興國的實錄。

當年有名有號的書店門市，主要賣自己的書。到了一九八○年代之後，出版與門市開始分道，出版社大都由文人、學者主持，門市則以連鎖規模呈現，書類愈來愈多元，印製也更精美，出版業不再只標榜文化，而講究設計、成本與管理，並著重在議題、編輯、包裝與行銷。這不同世代的思維，馬上就要衝擊重慶南路原有的生態。

妻子月美與兒子志強於一九九九年隨著移民海外的回流潮返抵家園後，我便盤算著志強接班的計畫。有一天，難得父子坐下來討論，志強覺得正文出版的書已經不合時宜，必須大刀闊斧的改變。我贊同他的意見，以志強的年紀，他們一出生就是飯來張口、茶來伸手，享受父母輩奮鬥有成的甜美果實，沒有經歷過物資缺乏的貧窮，當然會嫌棄印製簡陋的書籍，我也不怪他年少輕狂，反而對他的批評感到欣慰，畢竟這表示他在觀察書市變化，在琢磨著接班的後續吧！

志強的成長期，我始終有缺席的歉疚，為了補償，我處心積慮，希望透過自己努力奮鬥的事業，留給他日後接班更多揮灑的空間，這是傳統父親的作為。殊不知把力氣和時間花在苦自己，卻少了培養親子感情的時間，沒有相處與陪伴，親子之間便缺乏溝通能力與方法。由於早年有父權觀念作祟，和我同一時代的父親們總是板著臉，以彰顯嚴父的威嚇。我在志強心目中到底是個怎樣的父親？這是我很想知道的答案。

「那麼你提出一份改革方案給我看。」我本想說的其實是：「沒有錯，正文需要蛻變，你來主導這件事，我退居幕後，一旁協助就好。你擬定時間，公司上下都會來配合。」但竟辭不達意，把話說硬了，習慣的「命令式」口吻不知不覺脫口而出，如此，討論中斷，好不容易開的一扇門又關上了。我，果然脫不下嚴父的面具啊！

捷運起 書街開始沒落

這年，一九九六年三月，台北捷運首條木柵線通車，交通動線開始改變了人流動線。回想日治時期，交通動線的改變使得重慶南路繁榮一時：日本人當年拆除城牆、重新規畫道路，增加貨運、客運流量，密集提升火車往來班次，促成台北車站交通人口流往重慶南路，也造就書街八十年（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九五年）的盛況。

如今，捷運造成交通動線的改變，卻帶走重慶南路的人潮。雖然一九九七年三月完成的淡水線通到台北車站，但台北車站是個大轉運中心，經由它可以到達大台北的任何地方，人們不一定要在這裡下車。重慶南路人潮逐漸減少，後來網路世界興起，實體店面的銷售管道漸漸式微，終於加速啟動了書店的關店潮。

當然，讀者不再到重慶南路逛街，還有其他因素。新興的連鎖書店書類規畫有致、櫃位設計新穎、冷氣空調舒適、光線照明、動線效果良好；一般舊式書店門市不僅空間凌亂、書櫃陳舊、照明幽暗，也不敵連鎖書店一網打盡通吃的大規模進書與效能管理。

讀者買書的行為從「需要」演變至受到誘因而購買，出版社提供的產品也開始因應市場需求，以業務為經營導向。過去書店是被動角色，現在連鎖書店完全突破因循，以行銷策略與創意和出版社談降價或折扣，成為全方位的文化百貨賣場。

總之，重慶南路的書街榮景不再，印證了我心底鑄刻的「世上沒有千年的老闆」這句座右銘。千禧年之後，書街改頭換面，取而代之的是餐廳、珠寶、服飾、旅館，我坦然面對這命運的逆轉，畢竟世代一定會交替，是我放手的時刻了。

（摘自《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黃開禮

一九三六年生。十六歲時，正逢倉皇遷台之大陸政商貴冑搶進重慶南路，因緣際會進入上海人經營的書店當學徒。有幸參與並見證重南書街自百廢待舉至百花齊放的美好年代。

個人從一無所有，到五十歲擁有門市大樓，至六十七歲結束事業，半生勞苦，因書而貴，與書街半世紀的興衰同步。於是回憶舊時光，將書街榮華歲月化為文字，與讀者同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