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二○年代的最後一年；再過一年，黃石輝將會寫下這段重要的文字：「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見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這是強烈的台灣意識之發軔；但是，一九二九年，這個時機彷彿還沒有到，而與此遙相對比的，則是一位日本重量級漢詩人，久保天隨的渡台。

久保天隨，本名久保得二；渡台以前，他在日本的漢文學圈內，早已赫赫有名。這分名聲其來有自：首先，在文學方面，他作得一手好漢詩，日本漢詩壇公認他的詩作境界高，且不具「和臭」——意即沒有日本味，乃道地的古典文言文——甚至將他譽為當時的三大日本漢詩人之一；其次，在學問方面，他博文強記，著作等身，不僅研究專攻中國古典戲曲，其所著之《支那文學史》乃日本早期中國文學研究的奠基之作，且頗有洞見；而《日本儒學史》、《近世儒學史》，則可謂日本漢學史之濫觴。

簡而言之，久保天隨是一位才氣縱橫的漢詩人，又是一位滿腹經綸的大學者；可是，這麼一位具有分量的人物，怎麼會好端端地從日本這個中央，跑到當時殖民地台灣這個外地來呢？

從文獻記載，這分淵源，要從久保天隨的父親說起。他的父親久保讓次過去曾任職台灣台東廳，也因此在他父親過世那年，其時台灣總督上山滿之進遂力邀久保天隨來台，是為憑弔先考舊跡；同時，總督也在招待的筵席上，說服久保天隨至台北帝國大學任職教授。因而一九二九年，久保天隨遂渡台，其後凡寓居五年，最終病逝台灣；而期間，台灣傳統詩壇也久聞其大名，與之有許多互動。

這是久保天隨渡台的拉力；然而，更隱蔽的理由，恐怕還有時局的推力。明治時期的日本，雖然開始強烈西化，但傳統漢詩漢文，竟反倒興盛了起來。其實例之一，便是今日日本翻譯西化之概念，往往直接以假名表示讀音；但在當時，人們卻非得用漢字自鑄新詞來翻譯西洋觀念（而這些新詞最後也回流到中國、台灣等中文使用者的語言中）。這是因為對當時的日本而言，無論中國或西洋，都是相對文明的大國，是故雖然明治維新名為西化，實質上卻是西洋取代中國，而又由中國文化來「引渡」西洋文化的過程。只是，一旦明治結束，進入大正、昭和年間，引渡告一段落、取代完成，那麼象徵著中國文化的漢字，乃至漢文與漢詩，便只剩衰落一途。

大概，就是這樣一拉一推的背景下，久保天隨才決心來台灣這個當時日本版圖內最後一個能夠揮灑古典漢文能力的所在吧。或許是想要聯手振興漢文，力抗西風東漸的時局；也或許只是個人想要另尋舞台，繼續在漢文漢詩中得到肯定。

可是久保天隨大概沒有料想到的是，台灣自身的文學已經有了雛形了，正開始要蓬勃發展了，所以隔年才會有黃石輝那樣振奮人心的喊話；且進入三○年代之後，台灣新文學已成氣候，也將正式握有話語權，取代舊文人主導的文壇。

久保天隨終究是來得晚了些。可是，在一個台灣人認同台灣人的年代裡，身為日本人，卻仍舊認同著中國的傳統文學與文化；而他的這種異質聲音，摻雜著各種錯落：新與舊，西洋與東洋，日本與中國與台灣，都與同一化的想像背道而馳，可也是這背向潮流的動向，才顯得耐人尋味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