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盛浩偉

一九一七。

這一年，很巧合地，在中國及台灣，都各自有一批人因感於時代動盪、局勢混亂，而試圖發起運動號召，替文學注入活水；但是，如此巧合之中，卻也展現了歷史的分歧。在中國，尚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的留學生胡適，於一月的《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成為之後整個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肇端；而在台灣，彰化人黃臥松將原先奉祀文昌帝君的神明會加以改組重振，並於此年十月創立「崇文社」，欲藉此凝聚眾文人之力，興文風、扶禮教，是為台灣日治時期第一個文社。

這兩造的文學活動，雖然發生在同一年，卻完全背道而馳：一個是向前看齊、務求新變的徹底改革，並大舉提倡口語白話文；一個則是回望過去、揚發固有文化的救亡圖存，且完全使用傳統文言文。將這兩者並列，重點不在評斷孰優孰劣、何者先進何者落後；而是，從巨大分歧當中，我們有機會重新認識到兩者的歷史條件有多麼不同，才因此產生這麼殊異的結果。

如今人們較為熟悉的是，大概是日治時期中後期發軔的台灣新文學，但在割讓之初，總督府嘗利用台日兩地文化中的「同文」情境——同樣都使用漢字、書寫漢文的情境——強化政令傳達、推動政策，更甚，也邀集本地傳統仕紳參加筵席，吟詩作對、相互唱和；如此一來，通過「同文」，總督府便達到了統治兼撫綏之效，也因此，就結果來看，亦讓古典文學獲得了活躍的舞台。當然，比起之後誕生的新文學，這些被殖民者所利用的古典文學，其精神與內涵相形之下，的確普遍缺乏了對殖民的正面抵抗與直接批判；不過，若因此而將古典文學完全棄之不顧，便容易忽略這個事實：在新文學於一九二○年代中後期取得一定聲勢並逐步成熟之前，古典文學對傳統知識分子以及當時絕大多數台灣人而言，還是具有相當重要地位的。

有了這層認知之後，或許能更貼近理解當時台灣文士——甚至包括新文學之父賴和、民族運動者楊肇嘉等——為何要參與崇文社、為何標舉文言文。即便以我們今日已然深深現代化了的後見之明來看，提倡古文、傳統文化的舉動可能顯得迂腐保守、僵化過時，可是對當時還是受傳統教育、具備古典素養的知識分子來說，那卻是他們少數能夠用以發聲、用以改變世界的「武器」了——就算這「武器」可能同時也被殖民者利用著。

自一九一七年崇文社重新創組後，便持續活動至一九四一年，且到了重組隔年的一九一八年，該社便開始每月進行主題徵稿，之後多有將徵稿文章集結出版。當中最具代表性的算是徵稿百期紀念的《崇文社文集》，而書中澎湖詩人陳錫如的序，就道盡崇文社的精神：「慨自歐風西至，美雨東來，騰湧潮流，滄桑變幻。習異學者，自詡文明；守漢學者，貽譏頑固。思想惡化，趨向歧途，無惑乎世風不古而道德淪亡，人倫有乖而心術敗壞也。彰化諸君子有見及此，為維持世道思，為補救人心計，且為異學爭鳴防，為漢學重興冀，爰創立一崇文社。」

綜觀他們的徵稿題目，諸如：「養苗媳及蓄婢弊害議」、「破除迷信議」、「女子教育論」、「台灣青年自覺論」、「台灣建設大學議」、「舊慣取捨論」等等，可以發現他們決非完全守舊、抗拒新事物，而是也在試圖趕上時代潮流；而從「文人模範論」、「文學興國論」等題目，也可以看出「（漢）文」、「文學」在這些傳統文士的眼裡，是真的能在現實中產生各種實際效用的。這種文學「有用」的觀點，與今日流行的「無用之用」的說法，差異甚大；但那個時代，或許正因為人人都這樣認為，才致使文學在各地都劇烈變化著、發展著吧。

動盪的時代之下，總是有許多不同的動向並存著，然而，隨著歷史發展，某些動向會被放大、被強調，例如白話文／言文一致的風氣，從日本，到中國，最後到台灣，後來也逐漸取得了主流的位置。然而，歷史上也曾經存在過崇文社這種幾乎完全相反的動向，他們同樣是想在動盪之中，找到出路；在困境之中，努力維繫著一線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