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楊玉欣 前立法委員

日前台北市內湖發生街頭殺人事件，由於兇嫌手段過於殘忍，案發後引起台灣社會極大震撼，各界譴責暴力之餘，也開始反思事件發生原因及後續改進措施。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媒體與部分公眾人物將矛頭指向兇嫌疑似患有精神疾病，平時是社區鄰里內的高危險份子，嚴重威脅居民安全，並且主張應該對這些人加強「管理」、強制就醫。一時之間，精神病患彷彿成為眾人畏懼的不定時炸彈。

如同其他大多數病類一樣，罹患精神疾病並非當事人自主意願可以控制，尤其現代社會每一個人從小到大要面對升學、考試、工作、家庭等等多方面壓力，每年至精神科、身心科看診人數超過兩百萬人，精神官能症、精神疾病其實是現代社會極為常見的病類。我們不應該只為了特定事件，就把所有精神疾病患者與暴力攻擊畫上等號，這類過度簡化的思惟與報導，不僅容易煽動歧視，也會汙名化特定族群。

不可諱言，部分精神疾病患者無法體認自身病況，難以建立病識感，這是精神疾病的特殊性，病人可能拒絕就醫、不遵醫囑，導致病況逐漸惡化。更有甚者，精神疾病引發的失能及社會孤立問題，以及病患家庭所承受的生活及經濟壓力，往往是壓垮家庭的最後一根稻草，容易衍生出許多社會悲劇。

長久以來，關於精神疾病的照顧問題，始終呈現出兩股不同意見相互拉鋸，許多病友團體認為，家庭無力扛起照顧重擔，將病人送去住院實為不得已之舉；但是部分社福及人權團體卻主張，精神醫療及照顧應該去機構化、社區化，盡可能縮短病人住院天數。

去機構化、社區化是國際精神醫療及照顧服務的主流發展趨勢，主要原因在於，精神疾病患者容易因長期住院，過度依賴醫療機構相對封閉的環境，導致其人際溝通、社會功能與復健潛能日益縮減，反而會讓病患難以回歸一般生活環境。有鑒於此，台灣若要跟上歐美先進國家腳步，推動精神醫療去機構化，無疑是一件好事。

然而，去機構化所需配套措施必須充分完善，社區照顧資源必須足夠，否則，去機構化很可能弄巧成拙，甚至造成反效果。事實上，我國精神病患照顧體系正陷入法規、政策推動去機構化，但配套措施卻成效不彰，導致醫界不滿、家屬叫苦連天，病人也未獲得完善照顧的窘境。

試以強制住院為例，為避免過度侵犯人身自由，台灣在二○○七年修正《精神衛生法》，提高強制住院門檻。修法後強制住院判定程序變得極為嚴謹且冗長，精神疾病強制住院人數從修法前每年三千多件，大幅下降至近三年每年只剩下六、七百件。但是，作為配套措施的「強制社區治療」，每年服務個案僅約六十幾人，根本無法填補強制住院門檻提高後的醫療及照顧缺口。

從政策規畫來看，若想根本解決問題，避免精神疾病所引起的傷人悲劇一再重演，政府應該重新檢討精神衛生體系及社福資源配置，充裕社區照護服務，改善精神病患社區照顧及復健資源。除此之外，馬政府與即將上台的蔡英文政府，都將「長照照顧」列為施政重點，筆者認為，長照服務不是老人專屬，因慢性精神疾病而失能的病友，以及其他心智類障礙者，他們的照顧需求，也應該納入於長照服務範疇。

內湖悲劇顯示出，政府推動精神醫療去機構化，但配套措施卻沒有做好，社區照顧、復健及家庭支持服務嚴重不足，才會導致病人長期在社區中沒有獲得醫療服務，病情不斷惡化。

筆者深信「問題是創造價值的契機」，許多社會悲劇背後，往往隱藏著我們應當去深思、研究的結構性問題。衷心期盼政府與民間社會能夠正視慢性精神病患的照顧需求，醫療及照顧系統的改革，才能從根源解決越演越烈的照顧問題，避免悲劇一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