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高惠宇 時事評論員

二○一五年結束前，英國《金融時報》刊載了一篇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的專文，題目是：「異乎尋常的全球性焦慮」。

文章大致是說：二○一五年，世界幾個主要權力中心似乎都瀰漫著一種不安和不祥的氣氛。從北京到華盛頓、從柏林到巴西利亞、從莫斯科到東京，政府、媒體和民眾全都感到緊張和焦慮。

這種全球性的焦慮異乎尋常。因為過去三十多年來，不管什麼時候，都至少有一個世界強國對發展前景樂觀自信。上世紀八○年代末期，日本仍繼續沉浸在長達數十年的繁榮之中，自信滿滿地在世界各地收購資產。上世紀九○年代，美國沐浴在冷戰勝利和長期經濟擴張的光輝中。本世紀初，換歐盟樂觀自信，它發行了單一貨幣，成員國數量幾乎翻倍。而跨入二十一世紀後的大部分時間，中國大陸逼近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實力，讓世界瞠目咋舌。

但二○一五年結束前，所有的大國似乎都變得茫然，甚至擔憂。在日本，對「安倍經濟學」的激進改革方案的信心正在減弱，人們不再相信這種改革能夠真正打破該國高額債務和通縮的循環。中國政府輕輕鬆鬆就能達到每年百分之八或者更高增長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如今保七都成為政權最高挑戰。

文章說：當中國點燃大宗商品繁榮的時候，巴西經濟就像一個被快艇拉著的滑水運動員一樣高速行進。如今巴西經濟已沉沒在波濤底下。

歐洲也很沮喪。二○一五年巴黎遭受了兩場血腥的恐怖襲擊。隨著希臘瀕臨被逐出歐元區，困擾歐洲大陸多年的經濟危機可能在二○一六年七月達到高潮。與此同時，作為歐洲政治和經濟標杆的德國現在則被一百萬難民的湧入弄得焦頭爛額。歐元已經在德國和南歐國家之間造成裂痕，難民危機又讓德國與東歐國家不和。英國威脅著要離開歐盟，法國有大量選民向右轉。

從經濟數據判斷，美國應該是所有這些陰霾中的例外。美國連續六年經濟增長，失業率降在百分之五左右。然而美國民眾情緒也很糟糕。爭取共和黨總統提名的地產大亨川普的偏激排外言論讓他民調居高不下，反應的社會心理狀況是：美國國內貧富懸殊，國外面臨中國崛起挑戰和升高不散的恐怖主義，都顯示美國在衰退中，民眾沮喪中喜歡走偏鋒的政治人物。

台灣，正是在這種全球氛圍下準備挑選下一屆總統，三位總統候選人在辯論中提出了解決台灣面臨問題的各種方案。聽完他們幾輪的政見攻防，有國際觀的選民會發現：跟全球其他大小國家面臨的困境相比，台灣除了藍綠問題，沒有其他更讓人焦慮沮喪的現象了。也許有人說：台灣最讓人焦慮是產業空洞化和兩岸問題。但經過八年的實驗，經濟問題和兩岸問題不就是一體的兩面嗎？兩岸關係正常化以後，很多經濟問題也能找到出路，包括兩黨都口口聲聲盼望要加入國際經貿體系的問題。

民進黨蔡主席說：國民黨辦外交總是看中國臉色。錯了！殘酷的事實是：跟台灣來往前，國際間才要先看中國臉色。越過中國與國際接軌，事倍功半。經過中國去與世界接軌，才需要領導人的智慧和本事。

最近新聞界都說：民進黨蔡主席已開始在兩岸的議題上慢慢轉彎了。轉彎，表示民進黨過去僵固政策有問題。轉彎，表示認識到「最後一哩路」就是兩岸政策必須務實。

與前述很多國家的焦慮相比，台灣領導人的責任與挑戰相對單純。不須太神聖化候選人的其他能力，對內，不要故意加深藍綠對立；對外，兩岸關係打理平順，就是一種好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