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與圖／陳名能

「中青」黨員也有數百位隨政府遷台，當時的主席曾琦及常燕生，已不幸早逝；李璜、左舜生、何魯之滯留香港，以示對蔣介石的不滿；陳啟天、余家菊則在台領導「中青」黨人，繼續政治活動。

父親在大陸時的盛況，我沒趕上，在台灣時，從小就看著父親與同志們辦黨、辦報、辦雜誌、寫文章、高談闊論、開會爭辯、相互攻訐，罵共產黨、罵國民黨，同時反對台灣地域意識，（那時候台獨之說，還不明顯），這些記憶都陪著我一起長大。

事實上，國民黨丟了中國大陸，台灣這麼小，已無多餘的政治資源與別人分享，但青年黨既為「反共」之友黨，又為標榜「民主政治」，不得不有的「民主花瓶」，於是以小恩小惠，維繫青年黨，又處處提防，伸出黑手分化打擊，使「花瓶黨」，變成了「尾巴黨」。

青年黨號稱最大的在野黨，自認是「反共先知」，不承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又不得不依賴國民黨，這注定了其悲劇的命運。它在台灣全無根底，曾嘗試發展組織，也無成果，老成逐漸凋零，現在大家都忘了，這個曾經在全中國政治版圖位居第三的在野黨。

在那個困難的年代，青年黨內部紛擾不斷，父親曾天真提議，請大家拋棄成見，全黨「團結」一致。

父親人微言輕，黨內有實力的各派，當然一致抵制，如此吃力不討好，母親稱為不識實務。最後限於現實，他的主張，也就不了了之了。

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父親出任復刊的《醒獅月刊》主編，延續青年黨最早的黨刊——《醒獅周報》的香火。他以一人之力，集邀稿、寫稿、編輯、印刷、發行等工作於一身，此後二十年間，全無間斷。我總忘不了父親伏案疾書的背影，以及家中堆滿了《醒獅》雜誌的景象。

這個微不足道的政治刊物，能發揮多少影響力，是很令人懷疑的。但偶爾父親也會在那個威權的時代，干犯禁忌，寫一些自己心中的肺腑之言，或發表一些比較敏感的文章。現在翻看那些年的《醒獅月刊》，實在感慨。

譬如，在五十二年改版第一卷第一、二及八期，連載了一篇《自由出版社滄桑史》，敘述一些滯留香港的青年黨人，奉何魯之、左舜生為首，接受美國外交及情報方面的資助，發展所謂的「第三勢力」，成立了「自由出版社」，發行刊物書籍，仍是希望以言論救國，在國、共之外，走出第三條路，最終仍失敗收場。

《滄桑史》的描寫詳實，文筆生動，作者筆名「郭士」，其實就是我的三叔，父親最鍾愛欣賞的三弟。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發表這樣的文章，是需要一些勇氣的。

看文章的內容似乎缺少了完整的結局，是三叔沒有寫下去呢？還是父親受了某種壓力，沒有繼續刊載，這背後實情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