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一

  下鄉前的一個下午，雨中夾雪。我把自己喜愛的一堆舊書當作廢紙論斤賣了，得到三元錢，試圖買一件能在野外勞動時穿的長棉衣，走了好幾家舊貨店都沒有。終於在八仙橋的一家勞保剩餘物資商店看到一件，卻要四元，只得空手而歸。

店門口一位老太太對我說：「小後生，你已經濕透了，大冷天，要感冒的。」抬頭見我兩眼發怔，就嘆了一口氣，搖搖頭。

  二

  我和同學們去的地方，離上海倒是不遠，江蘇吳江太湖邊上的一個軍墾農場。這將是走向更遠的地方的出發點。更遠的地方在哪裡？怎麼走？什麼時候走？都不知道。

我們先在吳江縣的松陵鎮落腳，據說軍墾農場就在七、八里路之外，為什麼不是一下子直接到軍墾農場呢？這有點奇怪。

小鎮上正在集中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在一個破舊的大倉庫裡，一個臉色嚴肅的軍人，站在一個高台上報著各人的名字，口氣凌厲，與那天的逆風大雪連在一起，更覺得寒冷。報到名字的學生知道了自己的編隊，高台下有一批臉色更嚴肅的軍人站成一橫排，讓學生們根據編隊排在他們身後。

這個編隊，按軍隊體制分成連、排、班，是今後幾年我們勞動和生活的單位。編隊不分原來的學校和地區，完全打亂，這使我頃刻之間感到一種解脫。前幾年在學院所受的全部窩囊氣，一時化作了雲煙。我向排在我的前面和後面的陌生人打招呼，頭頂傳來領隊軍人的喝令：「不准喧鬧！肅靜！」

就在這時，一件讓我高興的事情發生了。

我們這批人，是由學院的四個「革委會」領導押送來的，其中兩個是工宣隊頭頭，兩個是學院的造反派頭頭。四人中領頭的，就是那個工宣隊「第一把手」。

他們每人披著件軍大衣，這是幾年來所有造反派頭頭的典型裝束。與正式軍人不同的是，造反派穿軍大衣越隨便越時髦。你看他們幾個，「第一把手」雖然披著大衣卻沒有把衣袖套在手臂上，而是讓它們在兩邊晃蕩著；另一個工宣隊員倒是把手臂套進袖子了，但沒有扣衣扣；學院造反派頭頭中那個姓王的哲學教師，把大衣穿嚴實了，卻又冷索索地攏起了雙袖，把兩隻手對插在袖筒裡，像一個村頭老農；學院造反派頭頭中那個姓馬的舞台美術系學生，則乾脆把兩個大衣袖子捆紮在腰上，大衣整個成了嘟嘟囔囔的棉裙。

記得出發之前我們在學院操場集合，他們四個就是這副樣子對我們訓話的，大意是：「你們以前的一舉一動，我們都會告訴部隊首長；你們今後的一舉一動，我們也會知道。」訓完話，播放樂曲上路。樂曲是「第一把手」指定的，他沒聽說過吳江縣，卻知道有個餘江縣，毛澤東曾為那個縣寫過詩。他便混在一起，決定播放那首詩的樂曲，給我們送行，自以為這樣做很政治，也很文化。但那詩的題目是〈送瘟神〉，這引起了我們的譁然。「第一把手」說：「不管是不是瘟神，由毛主席來送，就是幸福！」

這就是說，直到我們離開校門的那一刻，我們的身分、名號、禍福，都由他們這些人隨口決定。但是，當我們這些幸福的瘟神一進入松陵鎮，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我早注意到，他們很想去靠近軍人說些什麼，軍人完全不予理睬，還一再把他們當作閒雜人員趕開。他們尷尬地偷看我們是否發現了這個情景，我們誰都發現了，又裝著沒發現，好讓事情繼續發展。他們四個，在百無聊賴中點起了香菸。

突然，高台上一聲大吼：「你們幾個，把衣服穿好了！吊兒郎當，真不像話！」全場立即鴉雀無聲，所有的目光都隨著台上軍人的手指，集中到那四個人身上。

緊跟著「第一把手」的另一個工宣隊員上前一步，揚著手說：「我們是護送人員，我們是上海戲劇學院的護送人員！」但他講的不是普通話而是上海話，在一個大空間中用上海話來講這兩個句子，是連上海人也聽不明白的。軍人只當他是揮著香菸在狡辯，更憤怒了，說：「這兒是糧食倉庫，你們再抽菸，我把你們幾個全逮起來！看你還囉哩八嗦！」

四個人立即蹲下身去，把菸頭在泥地上掐滅。

還沒等他們站起身，高台上的軍人已經發出命令：「各連注意，全體向農場出發！」

這情景，實在讓我高興。

  三

後來我們知道，這位軍人是一名作戰訓練股長，叫王延齡。我們開心地問王股長，知道不知道他訓斥的是我們學院的領導？他說：「領導？領導不是都被造反派打倒了嗎？」

我們說：「那就是造反派領導。」

他又說：「造反派？不是都交給我們來改造了嗎？」

根據這種簡單而明確的邏輯，軍人顯然沒有把學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放在眼裡。

對於這一點，當時我顯然高興得有點過分了。我把自己的期望投給了一個偶然舉動，我誇大了軍人呵斥那四個造反派頭頭的意義，甚至對於被呵斥的人與我爸爸單位造反派頭頭在外貌上的相似作了不切實際的聯想。於是，我突然覺得這個農場是一個值得留駐的好去處，一時精力旺盛，在非人的苦役中拚命奮鬥。

其實，當時軍隊也是積極回應文化大革命的，只不過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就是軍隊，因此，這是他們的時代。

很快，我們直楞楞地面對了另一種驕橫。(之一)

文‧圖/天下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