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阮愛惠

三立電視新聞部總編輯暨當家主播陳雅琳，二○一二年甫完成四十五萬字的博士論文《電視新聞人的掙扎、擺盪與平衡——以「自我民族誌」探索新聞專業》，未及付梓，出版社就已催促她再出另一本書；於是這本記錄陳雅琳三度親訪日本「三一一核災」重災區絕境重生故事集的《希望回來了》，就以後來居上的態勢，成為「博士主播」陳雅琳的第一本書。

製作過許多電視新聞節目，但在觸摸飄著淡淡油墨香的紙本作品時，陳雅琳的心情仍掩不住激動；她說：「我去過福島三次，非常『有感』，但受限於電視畫面，很多『感』都講不出來。作為現場的觀察者，採訪時見到很多幕後故事，心裡的感受不講出來實在如鯁在喉，加上朋友也鼓勵我，花了一年寫出來，終於說個痛快了！」

陳雅琳在台灣電視新聞界素有「阿信主播」之名，她不以光鮮亮麗的裝扮引人注目，而以擅跑獨家新聞及作深度人物訪談而受肯定。之前她曾遠赴北韓及北極等高難度的新聞現場，即使她當上三立總編輯後，仍熱愛第一線的實戰工作，三度主動請纓前往日本福島採訪，那裡可是大多數人能不去則不去的高倍數輻射汙染區，陳雅琳卻一去再去，除了身為記者的「使命感」驅策，只能說她真的很「憨膽」了！

立志當災區的天使

第一次去福島時，陳雅琳心中一再呢喃：「好慘！」第二次再去，她的感受是：「天啊！復元如此之慢，才清掉百分之八的垃圾而已！」第三次去之前，她思考著：「一直悲天憫人不是辦法，應該找到振奮的力量！」於是，她決定要報導「人」的故事。

第三次站在福島，陳雅琳首先遇到被指責身上會釋放輻射的「扶桑花女孩」、以及因七名親人過世而哭了半年的居酒屋歐吉桑時，她很氣餒地想：「兩年了，什麼都無法改變，大家還是這麼辛苦、這麼沮喪！」當下她馬上產生一種衝動：「我不只要當一個新聞採訪者，我還要當一個災區的天使，帶給他們一點振奮的力量！」

於是，接下來到每個地點，陳雅琳就為受訪者加油打氣，用她的破日文和大家呼口號！她笑說：「這是一種很神奇的感覺，我發現自己還有這麼一點點功能！長年以來，作為報導者，我習慣當客觀冷靜的第三者；但這次的工作，讓我跨越一個記者的分際，這種跨越，是正向的、是關愛的；想當初，之所以投入記者這行，不就是抱持著希望社會能有更正向發展的理想嗎？面對巨大的苦難，讓我思考記者更積極的角色是什麼。」

要做個有記憶的人

陳雅琳也跑過台灣九二一大地震後的每一個災區，她說：「地震震垮了房子，但土地還在，可以重建；福島卻是海嘯加地震，整個市鎮片瓦不留……但災難再大，也奪不走人對土地的情感和記憶，還可回到現場憑弔；核災很諷刺的是，表面上看來還是山明水秀的地方，卻永遠不能再回來居住了。」

陳雅琳感慨地說：「以新聞人客觀報導的素養，我從不跟觀眾表態該主張反核或擁核；但我會讓觀眾站在福島人的角度來看這件事。一直以來，我在我製作的新聞性節目《福爾摩沙事件簿》裡常講：『歷史不能遺忘，經驗必須記取』，我們要做個有記憶的人，災區的景象仍觸目驚心，渺小的人類從中可以學習到什麼？」

至於陳雅琳本人，她覺得在福島學到的事情太多了，「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很多偶然，我在大災難後與福島災民相遇，他們告訴我，儘管生命遭到至大苦難，但人性在浩劫之後更顯淬鍊，有悲就有喜，有笑就有淚，最大的苦難，有最美的重生，也許，當一個人在一無所有的時候，內心才懂得，什麼叫真正擁有！」

童年最深記憶 母親車衣服的身影

陳雅琳的「阿信」外號其來有自，不只因為跑起新聞來耐操耐苦，事實上她也有「阿信」般的成長歷程。

陳雅琳童年時期最深的記憶，就是母親辛苦車衣服的身影，她說：「媽媽帶著生病的丈夫和四個年幼的孩子租房子住，我小時候沒念過幼稚園、沒睡過真正的床。」大她七歲的大哥，初中畢業時考上高雄工專，但大哥在工專門口坐了一天，回家後以「錯過報到時間」為由，向媽媽表示他不再升學了。從此大哥開始工作，和媽媽分擔養家之責。深知媽媽和哥哥的辛苦，陳雅琳從小就不讓家人操心，她品學兼優、參加才藝比賽總得大獎。國中畢業時，她是班上五位考上台南女中的同學中，唯一棄南女而去讀台南師專的學生，原因當然是家境問題。

幸好陳雅琳的個性始終很陽光，上了師專後，她一樣很活躍，能畫能寫，還得過全省學生美展優勝。這樣的好學生，當然成為國民黨重點栽培的對象。作為「南知青幹部」的她，常上來台北開會，那時她看著繁華的台北，心想這裡就是許多新聞事件發生的現場，她發願：「我要到台北來教書！」因為成績好，她也如願來到北部。

因為嚮往當記者，陳雅琳一邊在三重當小學老師，一邊插班念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夜間部，同時修自己最陌生的企管為輔系。下午四時放學後，她還兼了一個家教，六時再騎著小摩托車趕去上課。當年一萬八千元的薪水，她要租屋、付學費，還要養活自己。

陳雅琳說：「我修企管輔系時，因為完全沒概念，便很愛發問。例如會計學裡的『借貸兩平衡』，借和貸不是同一件事嗎？為什麼要分開來看？老師從未遇過有人問這種白目的問題，也答不清楚；我就到處找人問。很多知識最根本的道理，邏輯通了之後就通了。我在這裡學會換另一個腦袋去想事情。後來我從全班的大白痴到會計滿分，這就是我的求學態度。」

教了七年小學後，陳雅琳作了生命中第一次最大的叛逆，就是辭去教職，進入報社當記者。其實那時她的經濟能力還不強，卻勇於放棄有寒暑假及十八趴優惠存款利率及一大堆教育補助的「鐵飯碗」，進入一個全新的行業。她說：「至今我很慶幸當初作了這個決定。我剛入行時，適逢解嚴，社會上處處是可供探討的公共議題，每天都有太多可供報導的素材；我樂於挖掘社會不公不義的事件，享受每天都在進步的感覺！」

思想解禁 從心理解世事

回首前塵，電視新聞的工作之路，竟然也走了二十年了！陳雅琳在博士班老師的期許下，以「自我民族誌」的理論寫博士論文，探索她二十年來新聞從業的心路歷程。

陳雅琳說：「這套理論都要論述者從個人的童年開始說起，要我表白我之所以喜歡探討社會上的不公不義，是因為我小時候受過不平等待遇！其實，小時候遇到不公平的事時，我的心裡從未有怨懟，家裡的貧困我也不以為意，唯一在意的只有『媽媽一生很苦，要聽媽媽的話』而已。」

真正讓陳雅琳的生命產生衝擊和「突變」的，是她進入報社工作後，所展開前所未有的視野和經歷。從前被政黨「洗腦」而建立的種種概念和成見，經不起解嚴之後思想解禁的檢驗和對照，促使她重新學習、從「心」理解世事和人情。她說：「我學會從他人的世代，去思考他面臨的處境。如果大家都能從對方的角度來看事情，社會上就不會有那麼多紛爭，台灣也不會有政黨惡鬥的問題。我後來在作許多人物的深度專訪時，能讓對方願掏心掏肺說出內心的話，可能就是我很能設身處地提問題的原因吧！」

陳雅琳對於「人」的議題的喜愛，除了在正職工作裡，也發揮在她上班之外的義工服務中。目前，她和一位得過金鐘攝影獎的前同事，私下為好友羅文嘉及雲林的農業推廣拍攝公益性紀錄片。陳雅琳撰寫企畫書、腳本，同事掌鏡，用極精簡的人力和資源來做事。她說：「有別於電視新聞的快速和資源豐富，拍紀錄片要慢慢磨，過程很不同。但我還是很喜歡這樣的工作，台灣過去有很多重要的歷史，現在也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但大家都不太知道，作為新聞工作者，也是一位大學老師，我覺得有責任透過影像去記錄和傳播這些事情。很多事用說的很容易，但如何用影像去轉譯，讓普羅大眾都能接受，這種工作我很有把握，而且一輩子都做不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