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喜歡文學的青少年時候，幾乎沒有什麼同學或朋友可以相互交流，除了洪裕宏。

我們都住在草屯，每天一起搭專車到台中一中讀書，但比較熟起來已是高中，真的可以談些文藝，有時還會分享一些新作；他參與校刊《中一中青年》的編輯，向我約稿，我寫了一篇小論文，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儼然像個老學究。

我大學聯考沒考好，上了華岡。暑假裡在工廠打工，傷了腳，艱難上台北，裕宏像救星一般出現在台中火車站，不只幫我扛行李，還為我引路。他也沒考好，已經先到了台北補習，準備次年重考。

裕宏是標準的文藝青年，我最早的剪貼簿還留存著他一篇散文〈四月是花季〉，用筆名發表的。我住在學校，他因有一位好友劉國基在華岡法文系，常到學校來，喝酒、抬槓，有時也一起下山參加一些文藝活動。在我初上華岡，情緒常陷低潮的年代，裕宏在精神上給我不少激勵。

第二年，裕宏考上台大哲學系，畢業後服兵役，然後出國讀書，愈走愈遠；等到他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學成返台，進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已經是一位認知科學界的新銳了；其後他在中正大學、陽明大學耀眼的學經歷，以及在政治評論、社會運動領域的踔厲風發，我有耳聞，也有目見，總覺得他有滿肚子氣，有點急，我常想找他聚聚聊聊，但總各忙各的。

過去的二、三十年間，往來並不是很密切，記得幾件事，大約是他協助朋友開畫展；我請他參加座談會；出席我的新書發表會；我協同他主持「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等。事情結束後也沒有什麼後續，大約就這麼淡淡的，把關心放在心裡就是了。

已經有一段時間沒看到他上電視評論時事了，接到他一封伊媚兒，希望我去一趟陽明大學給心智哲學研究所的研究生談文學，我很高興，給了一個題目「親近台灣文學」。他說他最近身體有點狀況，我請他不必來陪我。

早已遠離文學的裕宏要我去他的研究所談文學，而且特別要我和他一位熱愛寫作的學生談談，一下子喚起了我諸多記憶，我想起他文雅的父親和他慈祥的母親，在裕宏出國的一段時間，有時返鄉我會去探訪他們；想起了在台中育才街，那間充滿抗日氣氛的校園；想起我們俱已遠去的青春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