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在中學教書的朋友，於百忙之中，偷得浮生半日閒，踩著薄暮餘暉，走進台北鬧區知名的書店，展開了一場知識的饗宴。

佇立在陳列整齊的書櫃前，翻閱著一本本的小說時，突然聽見：「小姐，我想找一本《紅紗燈》，是琦君寫的。」我循著那語音，將視線轉移到身旁這位讀者，他是個高中生，揹著沉甸甸的書包，手裡握著是老師指定的閱讀書單。

而另一頭的角落，則是有位媽媽帶著女兒，指著專櫃上的書說：「這些都是琦君的書哦。」小女孩一臉狐疑的問：「琦君是誰啊？」

「琦君是位作家，她寫了很多感動人心的作品，媽媽在高中就讀過她的《桂花雨》，這本書是她的童年記趣。而妳可以讀她為小朋友寫的《賣牛記》……」小女孩聽得很入迷，眼神發出閃亮的光芒，並且愛不釋手的捧著那本書。

我與朋友不約而同的交換了眼神，各懷心事的走出書店。一路上，我揣測著朋友的心情，是否也被方才那短暫的風景觸動了呢？於是，我們走進了一家很有氣氛的咖啡館歇腳。

朋友攪動著咖啡杯，望向夜幕低垂的窗外，嘆了口氣說：「還記得當年，張愛玲在美國辭世的消息，可說是震驚文壇，我在課堂上與學生回味張愛玲一生的風華及作品，我的同事卻相當不以為然，她覺得張愛玲對聯考而言是無益的，何必多費脣舌呢？」朋友的沮喪我是感同身受的。

不久前，我受邀到一所高職與學生談寫作。過程中，我信手拈來《老子》「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名句，並告訴他們這句話的含意與用法。

但演講結束後，有位老師卻帶著嘲諷的口吻說：「您舉老子的例子，這群學生怎麼會懂？他們可能還在想：什麼老子？我還是你老子咧！」

是的，此語一出，的確令我在驚訝中透出惶恐，甚至開始思考關於人文教育的課題。

或許就是有這樣的老師，我們的學子在生活中所鬧的笑話還不少。最近的一次是，我在課堂上跟學生提到《紅樓夢》的尤二姐，在遭受種種精神的凌虐而胎兒又被打掉後，她因為厭世而吞「金」自盡。

講述完這個悲慘女子的故事，某個學生突然舉手，以一種大惑不解的眼神問我：「老師，她吞誰的？」接著他的前後左右也紛紛附和這樣的疑惑。我呆立了數秒，才搞清楚狀況，一時語塞。

胡適先生曾說：「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我們總是期盼著人文的種子，能在年輕學子的生命裡萌芽；但又忽略了「九層之台，起於累土」的定律──畢竟先知是少有的，多數的學子，仍是需要被引導，方能獲得啟蒙的，就好比蠶必須食桑葉，方能吐絲。

清代的學界有個鮮為人知的太谷學派，創始人周太谷長期致力於民間講學。

由於他的教學方式十分活潑，聽者皆如沐春風，弟子李光炘便回憶道：「子元從太谷游，太夫人聞而慕之，亦師事焉。」身教重於言教，母親以行動向孩子展現對學習的熱忱，親子共學，有時更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而這也讓我想起多年前，在小學的晨光時間推動經典閱讀的活動，有位媽媽總是微笑地坐在教室後面，跟著一起陶醉在古典的詩詞中，這畫面真令人動容──雖然母子隔了一小段距離，心卻是緊緊相繫的。

雖然新聞報導：台灣每人每年平均只讀兩本書；然而，我卻看見依舊有熱情的教師，願意向學子栽下文學的種子；依舊有用心的家長，願意與孩子分享閱讀的心得，或者陪孩子一同學習。不為什麼，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悸動與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