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這個符號，在台灣報業中具有兩個意涵，其一泛指所有「非新聞版面」，其一專指「文學／文化走向的版面」。

在文壇的界定中，其層次有二，其一為「廣義的」的副刊，另一為「狹義的」副刊。前《中央日報》副刊主編孫如陵認為「副刊是一種綜合性的活頁雜誌，其構成成分以文藝為主，附屬於報紙，作不定期的發行」，根據此一定義，「副刊」的內容除了新聞被排除之外，幾乎無所不包，舉凡文藝創作、生活報導、學術研究、時事雜文、歷史傳記、民俗、圖書出版、家庭資訊、理財投資、科學發明、乃至影視娛樂資訊，均可以被稱為「副刊」。這個副刊定義的論述，同時包含了「非新聞版面」與「廣義的副刊」兩種特質，放在四、五○年代的台灣報業來看，也顯示了戰後約二十年間報紙副刊的主流風格，我們不妨稱之為「綜合副刊」。

與孫如陵的副刊定義稍有不同的，是「狹義的」副刊定位，專指以文藝、文學、文化為取向的副刊，事實上，此一特定的「副刊」定義，並非一夕之間形成。曾在五○年代擔任「聯合副刊」主編的林海音即透露在她接編之前，「聯副」是綜藝性濃，文藝性淡的副刊；接編後開始走向「文藝性」的方向。此一「文藝性」方向的副刊模式，其後為台灣各報副刊所依循，形成了六○年代台灣報紙副刊的「文學副刊」模式。前「自立副刊」主編向陽指出，「這個副刊模式，即是在強調『文藝性』的綱領下，以文藝作品的發表及園地提供作為主要功能，兼及知識、趣味」。

「文藝性」轉「文化性」

七○年代中期，副刊的定義又有進一步的衍申，副刊不再滿足於「文藝性」而轉到「文化性」的取向。曾經掀起副刊改革運動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 (1979) 強調，一個新型的副刊應該是：

在形式上，它是從文學的筆出發，以多風貌多姿彩的表現，來反映現實，重建人生，帶動文化，甚至發揮出社會整體的批評與創造的功能； 在內涵上，這一塊版面也擁有了幾個重要的意義：首先，它是一座橋樑，…一種溝通的工具。其次，它是一扇窗戶，掌握且傳遞了各式不同的訊息……

復次，它是一面旗幟——展現一份報紙的理想與特色。此外，它還是一個天秤——具有輿論的變遷價值。

曾與高信疆在同一報系任《工商時報副刊》主編的詹宏志，進而以「文化副刊」的模式強調此類副刊的特徵為：內容的多元化、表現形式的多樣性、計劃性的傳播、知識份子的大量參與。

總的來看，戰後的台灣報紙副刊，由四○年代到八○年代中期，就是以「綜合副刊」、「文學副刊」、「文化副刊」等三個模式，表現出各副刊不同的面顏，而這些外觀的殊異，究其根源，又來自副刊守門人對於副刊此一媒介所懷抱的不同寄望與認知。

從旗幟到大眾副刊

一九八七年，桎錮台灣報業長達四十年的報禁解除，副刊的形貌隨著報業競爭、報紙張數的大幅增多而產生了更多元的、複雜的改變；同時在報禁階段副刊所發揮的影響力也有逐漸衰頹、弱化的趨勢。報紙張數增加，使得過去「擠」在副刊版面中的某些內容「分枝」到諸如「讀書人」版、「開卷」版，「鄉情」版、「寶島」版，或者在報社為符合不同階層讀者所需及市場競爭壓力下，衍化出了各種「週報」、「週日版」。以九○年代《聯合報》、《中國時報》為例，每日版面多達四十餘版，「副刊」只居其一，與七○年代在報紙十二個版面中扮演強勢角色的副刊已不能同日而語。這個階段的副刊不再是像高信疆所說的「旗幟」、「天秤」了，而只是報紙的一扇「窗戶」。副刊主編這時面臨的挑戰，「聯合副刊」主編亞弦十餘年前已經意識到：

勢必要確切分析讀者究竟需要什麼？副刊能給讀者什麼？並從而引導 讀者給讀者一點什麼？而又是否在這原是相互對立的矛盾中尋求執中 而理想的方式進行編輯工作？

進入九○年代後的台灣報紙副刊主編，面對的則是更大的「大眾」壓力。副刊主編已經不能再只是從傳播者的角度單向地強調媒介內容，而必須將「讀者」（另一面則是「市場」）的需要納入媒介內容的選擇過程中。這使得九○年代台灣的報紙副刊出現了既非「綜合副刊」、也非「文學副刊」、「文化副刊」等那樣清楚的界分，而與報業市場政策相隨，隨時調整它們肆應讀者（市場）的內容。這種讀者取向的副刊可以名為「大眾副刊」模式，它反映的是「非傳統的、非精英的、成批生產的、商業的、同質的」大眾文化（McQuail,1994:40）特質。

節自《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第三章‧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