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七歲的憂鬱是雙重的，來自內心的不安與外界的漸趨崩壞，透過文字的閱讀，仍一直未能釐清思緒，直到讀了胡蘭成先生的《天地皆毀》，轟然茅塞頓開，胡先生竟是三言兩語的說清他的心裡事。認真看了胡蘭成的文章，對新儒學、宋明理學的不解，隱隱然解開。

「孔子其實一身都是反骨，只不過藏在他的溫良恭儉讓中罷了」。重讀論語，薛仁明於是發現，那一則又一則，與自己的生命其實可以相映又相照。「有此自覺，我才發現，孔子的言語謦欬，孔門的生命風光，原來那麼近於我的鄰里鄉人；我才發現，孔子其實遠於後代迂儒；我也才發現，孔子更遠於現在大談哲學的學院新儒家。孔子扎扎實實植根於生活，無浮辭，不空談，因此健康。」

儒釋道底氣

學問，本來只是為豐富生命，滋潤生活；但是，宋明理學使儒家起了異化。

宋明理學的興起是為了抗衡佛教，唐代佛教大興，因此理學家覺得必須發展儒家形上學來抗衡，因為當時對外戰事吃癟，華夷有別，而佛教是外來的。這是讀書人太嚴肅，好思辨，讀書人與庶民距離愈拉愈大，與中國人的底蘊韻愈來愈遠。

中國人根本就是道家，就骨子而言，儒佛共同性多，儒釋道根柢就在台灣民間溫和地蘊藉含蓄著，民間的拜佛其實就是觀音菩薩、媽祖。底蘊是從小在傳統中浸淫，傳統已經成為生命的一部分，既是歷史也是當下。

薛仁明特別提及自己的簡介，寫上「父親薛阿客，工人；母親薛蔡蓮種，工人，兩人均未受學校教育」。是根本民間之人，而自己十四歲以前接受的正是民間的「儒釋道」融合底氣。念書時儒家觀念較強烈，但另外的部分很明顯最接近道。就如胡蘭成的骨子是道。

讀書人的臉

因簡體《孔子隨喜》出版，薛仁明有十餘天的大陸之行，所見所聞，多有感觸，其中之最是，大陸的讀書人實在太不快樂了。

「百年來，知識分子因過度操切，以至於忘掉了：再怎麼天下己任，再如何國家民族，都該以修身為其根本。」

學問是打開生命，而不是拘束生命，「修己」，才是一切之根本。今日知識分子，因為包袱過深，都忘了要修身，忘了要有個好性情。

薛仁明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雖是老話，但還真有道理。就這樣，一旦讀書人重新知道「修己以安人」，重新擔當真正引領的角色，不必成天議論，不必憂心忡忡，只要他們臉上的躁、怒、憤、戾，經此一轉，漸漸化成了中國人最該有的寬、厚、通、豁，那麼，一個真正的盛世，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