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霸凌事件頻傳，教育部決制訂「校園霸凌防治法」，將比照家暴法「強制隔離」，把霸凌者與受凌者分開。但問題真的是法律不夠用嗎？一名霸凌的國中女生說「打人好爽」，顯見這類學生需要的是師長及成人社會的輔導，未必是新的隔離法令。

立法緩不濟急，加上各界質疑，教育部又決定暫緩制訂專法，用兒少法等現行法令，推動防制校園霸凌計畫，明確訂出獎優懲劣，獎勵校長、老師主動發掘，妥善處理輔導，不能視而不見或消極不處理。

阻止霸凌，必須激發師生的公義觀念和有效參與，老師若能適時介入輔導，多少可矯正學生的行為和認知。但台灣教改十年，卻過度干預教師管教權，尤其自零體罰成為主流意見，老師的管教權被放大檢討，不論對錯是非，常為各方責難批判。老師體罰或有可議之處，但若學生犯錯不能適時導正，等於是變相縱容。

教師無力主持正義，處處被列為懲戒對象，對善良學子又有何益？教育不宜失之太嚴，也不宜失之太寬，這是校園霸凌事件所衍生的基本問題之一。

校園也反映了成人社會，霸凌可視為社會犯罪的一種，雖然犯戒者未成年，但問題的本質並無太大不同。觀察校園霸凌手法，包括圍毆同學、拍裸照、乃至集體性侵等，有模仿成人世界犯罪模式的傾向。衡諸社會犯罪，校園霸凌乃上行下效的結果，校園行為是成人社會的複製；怎樣的社會文化就會產生怎樣的校園文化。

拍裸照，乃至集體性侵之類行為，暴露了台灣色情文化的無孔不入；少數媒體以煽色腥為主，大量報導相關題材，詳細描述性犯罪過程與手法，給了青少年學習的「教材」。而這些媒體往往辯稱是為維護讀者「知的權利」。成人世界硬拗成風，學生因此不以霸凌為恥，辯說是「因為他很白目，才開個玩笑。」更嚴重的是，校園霸凌者甚至把暴力當成英雄式的行為；以欺侮弱者，炫耀權力為滿足，拍下凌虐過程在網路上公開。這樣的心態與成人社會犯罪者無異，也與媒體誨淫誨盜、缺少社會責任感不無關係。

美國副國務卿史坦柏格日昨以「最成功的民主範例之一」形容台灣（及日本、南韓、泰國、印尼），強調民主不是一蹴可幾，需要長時間培養，這幾個範例是經過四、五十年蛻變成功的。史坦柏格的話當然讓國人感到欣慰。事實上，台灣的民主還是初級生；常見立委在國會打群架，丟高跟鞋，然後召開記者會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把責任推到對手陣營。政治人物硬拗，「要打才會贏」，「做賊喊捉賊」的價值觀，反映的正是現實社會「比拳頭」的權力模式。

政治人物只因政治見解上的差異，就不數人頭動拳頭，如何使青少年學習尊重不同意見？政治脫序提供了青少年太多的負面樣本，內部撕裂的社會充滿著躁鬱，這些都是校園霸凌的深層根源。

所謂「上屋教子下屋乖」，唯有優良的社會文化提供「示範」，青少年才能獲得正確的學習「樣本」。在談論校園霸凌事件時，這個思考角度更應受到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