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到台灣，施叔青的作品裡，處處可見心境變化的軌跡。施叔青的人生既是屬於台灣的，也是屬於香港的，既是風情萬種的，也是不染紅塵的。三十幾年的伏案筆耕生涯，十幾年的香江繁華歲月，到近幾年的佛學研究，造就施叔青相當與眾不同的文人性格。



1998年2月，我開始在《聯合報‧副刊》寫一個名為「文壇行走」的專欄，第二篇就寫施叔青，標題是「施叔青以再出走回歸本土？」（2月23日）。文章見報後不久遇到她，她不改直率地說：「那個問號就不必了！」

從十年前一篇舊文談起

我其實是用疑問來肯定。1994年夏天，施叔青搬離居住十六、七年的香港，重返台灣；返台之前，「香港三部曲」之二《遍山洋紫荊》已經完稿，次年出版（台北：洪範），連得《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大報書獎；第三部《寂寞雲園》趕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出版，為她的香港經驗作見證，也為她的香港時期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我那時一方面注意她面對殖民地香港百年滄桑的「八年抗戰」（三部曲寫了八年），看她「穿透繁華的表象彰顯其內在蒼涼與寂寞的本質」；另一方面也觀察她回台定居以後的表現，除了在各種文藝活動現場可以看到她的身影以外，《寂寞雲園》第二度獲《聯合報》讀書人獎，金石堂文化廣場將「香港三部曲」選為1997年最具影響力的著作。我認為這是施叔青寫作史的高峰，也是文壇大事。

相對於這樣的歷史大敘述，我注意到她在1997年另有一本小品文集《回家，真好──原鄉的變調》（台北：皇冠），1998年初有一本《耽美手記—─施叔青談畫論藝》（台北：三民），前者鋪敘回歸故里之路以及疏離既久之後的調適過程，後者以日常話語談畫論藝，相當程度反映出施叔青在文學之外的藝術趣味。兩相對照，前後並觀，則一個完整的施叔青形象當可呈現出來。

我在那篇文章提出這樣的問題：施叔青在「香港三部曲」之後，是否會將筆觸調轉回來伸入台灣的歷史和現實？她告訴我說，那時她正在寫「旅行小說」。我知道她常在世界各地遊歷，搬回台灣以後，也在島上四處旅行，似乎想藉此重新發現新的台灣。我因之在文章結筆處寫下這樣的句子：那會不會是另一個「三部曲」？

施叔青說她在寫「旅行小說」，沒提寫「三部曲」的事。事實上《寂寞雲園》之後的十年間，她的寫作就在這兩方面，旅行寫作而出之以小說形式，在虛實之間擺盪，多了一分情節性，《兩個芙烈達‧卡蘿》（台北：時報文化，2001年7月）和《驅魔》（台北：聯合文學，2005年8月）當然是跨世紀台灣小說的重要成果；「三部曲」也在這一段期間轟動問世，已出二部：《行過洛津》（台北：時報文化，2003年12月）、《風前塵埃》（同上，2008年1月）。

持續不懈地寫作、膽大心細地開發新的素材，施叔青積累了豐碩的文學成果，因之而榮獲了七月間公布的第12屆國家文藝獎。

《香港的故事》與《香港三部曲》

作家的生命史和寫作史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對應關係。施叔青在1977年初抵香港，一邊回望在台歲月，一邊觀察香港，尋找新的寫作素材。十餘年間，「從香港的故事」寫到「新移民」系列，從《維多利亞俱樂部》發展出《香港三部曲》，最後人都離開香港回到台灣了，香港情緣還斷不了，再花個三、四年，那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才完成。

施叔青初抵香港的時候，台灣島內正處在鄉土文學論戰及政治反對運動蓬勃發展之際，她避開了島內的緊張氣氛，到了香港。然而，那正是大陸文革剛結束，政治上一邊在審判四人幫，一邊還在進行權鬥，卻也處在改革開放的前夕，香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牽動。

隨著情勢的演變，改革在深化，開放也更全面化。施叔青接觸了許多大陸作家，從1985年到1988年間，她與15位當代大陸知名的現役小說家進行了深度的訪談，一場又一場文學心靈的對話，針對當代大陸的文學發展現況，也觸及過去的歷史，千迴百折都轉到作為一個當代中國作家如何面對自己的寫作問題。

這樣的工作要做很多的功課，要四處奔走，要爭辯，要錄音，最後還要寫成對話體的報導文章，想到都累，一個資深的成名作家如施叔青者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沒有理想與熱情是辦不到的。

內化成生命 挖得深 織得廣

作為一位出身台灣的作家，住過美國，走過世界許多地方，立足香港的那一塊土地，大量接觸經歷苦難的大陸作家，反芻之後，一切終將內化成為生命的一部分；在文學園地的耕耘，必然會挖得更深、織得更廣。

這些對話主要是在《香港的故事》完稿之後進行，那期間還有所謂「大陸來港的新移民」之調查訪談。我們很清楚了解，那些關於香港的一個又一個故事，都不是孤立的，「寫的並非道地香港人，而是像愫細、方月，甚至吳雪那種外來人」（《情探》頁5，台北：洪範，1986年2月）施叔青毫不諱言她是以「外來客」的眼光來挖掘問題，但是進一步呢？能有「另一個新的角度」嗎？《維多利亞俱樂部》（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10月）正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當一個貪瀆案在法庭開庭審判，法官、被告、律師以及貪污事實經過所牽扯的複雜結構等，如何由點而線而面？作者一開始就這樣介紹法官黃威廉的出身：「黃家發跡的過程等於香港開埠歷史的縮影」（頁7）；而被告，也是小說主角的徐槐，他是一個「五○年代為逃離共產黨移居香港的上海人，因追求永無止盡的物質生活不惜觸犯法令，面對可能坐牢的恐懼」（頁5）；其他人物也各有其屬性與處境，背後的牽繫也都極複雜。

擅寫人際關係的施叔青，藉此留下一張香港風情圖，書首一篇〈我寫《維多利亞俱樂部》〉中就說：「不僅是批判香港司法的不公正。畢竟它包含了我對旅居香港十年這一地諸般種種看法」

施叔青在《香港三部曲之一——她名叫蝴蝶》（台北：洪範，1993年9月）的代序〈我的蝴蝶〉中，交代了這個龐大寫作計畫與《維多利亞俱樂部》的關係，原來三部曲的「序曲」，一邊寫大時代，一邊寫小人物，黃威廉的祖母黃得雲從廣東東莞被抓來本就是《維多利亞俱樂部》故事的根源，施叔青最後將這個部分取出單獨發展，一路寫成了三部曲。

跨文類小說有旅行事實

施叔青的所謂「旅行小說」是一種跨文類的寫作，於她而言，有旅行的事實，客觀存在的那部分盡可能存真，虛擬的是人物和情節，就像南方朔在《兩個芙烈達‧卡蘿》（台北：時報，2001年7月）的序〈一個永恆的對話〉中所說：「其文類的歸屬可能已非那麼重要。它出入於旅行文字和小說之間，而對話式的虛構敘述，使它小說這方面的成分更重了一點。」張小虹在《趨魔》（台北：聯合文學，2005年8月）書前的「導讀」中一開頭便說：「這是一本小說還是遊記？這是一本『變成小說』的遊記，還是一本『變成遊記』的小說？」結論是這種文類的不確定性恰是《驅魔》之所以「讓我們忍不住著魔的原因吧」。

芙烈達‧卡蘿是墨西哥一位女畫家，作為當代女性，面對自己複雜的出身、糾葛的愛情以及渴望做為母親而不得的哀痛，最終都凝聚在她的繪畫上，挑戰所處社會的藝術習性與繪畫傳統，而施叔青作為為一位來自紐約的台灣女性小說家，本於她豐沛的藝術素養，本於她慣常的自我探尋，她以其本尊在天涯海角的行旅中和芙烈達相遇，理解、尊重並出之以宏大敘述與微細刻畫兼具的旅行寫作，讀者可以把它當作施叔青個人進入歷史的藝術之旅和記遊散文，也可以把它視為一本當代一位了不起畫家的傳記。

同樣是藝術之旅，《驅魔》加入了美食和神秘經驗，當與妹妹的高中同學「繡菱」，巧遇之後同行，不只調整了旅程，增加的美食和她有所關連，著魔與驅魔的故事，則全因她的敘述，拉出繡菱十七歲女兒的性情之變及怪異行徑，最終卻反饋到寫作者及敘述者施叔青自我：

米蘭意外地與繡菱相逢，一開始我以為她只是個厭煩乏味，與時間賽跑的中年女人，一路相伴走來，我看到一個愛情受傷害，更是痛苦到必須尋求怪力亂神的可憐的母親。她的熬苦把我拉回我不願意面對的真實人生，而被世間的苦難佔據了我整個的心。漸漸地我自覺到多年來把自己掩埋在文獻史藉之中，與歷史小說苦鬥，不知疲倦，應該是一種逃避，逃避面對自己，面對真實人生。厭悶乏味的人應該是我。（頁158）

歷史小說脫離不了現實生活

這樣的自覺並不意味著她將會放棄「與歷史小說苦鬥」，畢竟丟掉自我更可怕；我覺得拉回真實人生是極重要的回應，「歷史小說」脫離不了現實人生，這裡面重要的是調節，歷史與現實是可以交會的。

閱讀和旅行都是調節的方式，這也使得施叔青所謂的「歷史小說」，寫的不是三皇五帝、不是唐煙宋霧，而是足跡所至，俯仰其間的香港和台灣，特別是當她發願寫《台灣三部曲》，第一、二部便回到她的出生地「洛津」（即鹿港），以及寫作的當下正客居的後山花蓮；然後她告訴我們說，「接下來應該寫台北吧！」（《風前塵埃》頁275）

第一部《行過洛津》以鹿港為背景，企圖建構台灣移民史，焦點放在一個戲班子，放在那個演藝與生活場域，讓他們和時代互動；第二部《風前塵埃》的背景是日據時代的花蓮，關乎殖民政府的原住民政策，其中有日本警察及其眷屬與被殖民者的對應關係，焦點落在日本警察橫山新藏之女橫山月姬的私生女無絃琴子（與因抗日而被橫山新藏處死的原住民哈鹿克‧巴彥所生）的尋根探源，過去的一切「宛如風前之塵埃」，飽含遺憾、感傷，乃至不盡的歷史諷諭。

史籍文獻的閱讀很重要

如前所述，如果說《香港的故事》、《維多利亞俱樂部》以及諸多個案之調研，可以視為《香港三部曲》的前置作業，那麼《台灣三部曲》之前的《微醺彩妝》堪稱其暖身之作；更遠的，從《約伯的末裔》（台北：仙人掌，1969年12月）、《拾綴那些日子》（台北：志文，1971年11月）、《牛鈴聲響》（台北：皇冠，1975年10月）、《琉璃瓦》（台北：時報文化，1976年3月）等較早期以鹿港乃至台灣為背景的小說，一方面皆是各自獨立的文本，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為台灣寫史另種形式的預備作業，不管是現代主義還是現實主義，都必須進入台灣的歷史與社會，廣泛地觀察、深刻地體會，才能熱情擁抱，或是冷靜分析、批判。

對於施叔青的寫作來說，史籍文獻的閱讀與體會非常重要，不斷旅行及藝術鑑賞，都經轉化而成為小說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她的自我定位與自我修為，也值得觀察，在〈我寫《維多利亞俱樂部》〉一文中，她明白表示，她不甘心被冠以明擺著局限的「女作家」稱號，「只曉得圍繞在男歡女愛、細碎瑣事，永世不得超生」，因此，她「要以作家的觀點來探察人生百態」。站在什麼角度看社會人生，是所有一切文藝創作的要務；進一步說，內在涵養更核心更本質，所謂的自我修為關乎學習，閱讀、旅行，皆可增進，而學佛參禪終將會從根本影響她的寫作，至少近作《風前塵埃》的用典，已傳達了某種訊息。

從1961年17歲發表第一篇小說〈壁虎〉，早期諸如〈約伯的末裔〉、〈倒放的天梯〉等作品已成為現代小說經典；其後持續寫作，迄今已40餘年，所累積的文學成果已超過她的同輩作家，也證明她有勇於自我挑戰的精神。此外，1945年生於鹿港的事實，註定她的寫作脫離不了台灣歷史；台灣、美國、香港的遷移，以及東西方大陸的旅行，正表示她的小說世界必將無限的寬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