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大唐貞觀年間，四方大小國的君主首領爭先恐後派使者進貢朝見，往來不絕，每年正月初一前來朝賀的人成百上千。

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二月初十，唐太宗召見各國各族使者，對身邊的大臣們說：「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發之地盡為編戶乎！」顯然，與漢武帝相比，唐太宗對自己建立的功勳十分自豪。

儘管漢武帝在位期間，漢朝的疆域得到了極大的拓展，華夏文明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然而，他為這一切付出的代價卻也是慘痛的，那就是國力的極大消耗與老百姓的疲憊不堪。反之，唐太宗開疆拓土主要靠的卻是政治手腕──「綏之以德，使窮發之地盡為編戶」，故而對國力的消耗相對有限，對老百姓的傷害也相對較小。

當然，「綏之以德」或者說「以德服遠」，仍須以強大的軍隊或者說武力作為基礎。但是，唐太宗貞觀年間，對外用兵總體而言是比較謹慎的。

比如說貞觀二十年（六四六），唐太宗派李世勣與九姓敕勒（九個敕勒部落）共同對付游牧民族咄摩支，他對李世勣下達了這樣的昭令：「降則撫之，叛則討之。」這幾乎可說是唐太宗應對四夷潛在威脅的基本方略，也因此，在他治下的二十三年間，大唐王朝對外用兵相對較少，更多的是採取威服與和親相結合的做法。

那麼，貞觀年間，唐朝的疆域到底有多大呢？南面，帝國的版圖至羅伏州（今越南河靜），北面到玄闕州（後改名余吾州，今俄羅斯安加拉河地區），西及安息州（今烏玆別克斯坦布哈拉），東面至臨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總面積大約一千一百多萬平方公里。

唐太宗與漢武帝，往往被歷史學家們並提，這是因為他們對於今日中國疆域的固化，對於中華民族的形成，居功至偉。但是在我看來，唐太宗與漢武帝相比，無疑更加偉大，這是因為在對外關係上，他把「德」置於更為靠前的位置。

唐太宗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富民強國、提升綜合國力與老百姓的幸福指數上，進而用國家的富裕強大，懾服與吸引四夷，使之或拜唐太宗為「天可汗」，或自願歸順臣屬成為大唐的一部分。這對各方來說，是不是都更為理想？比起兵戎相向、血流成河，是不是更理性、更明智？

居於漢武帝與唐太宗這樣的位置上，想建功立業、名垂青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自己的功勳乃是建立在血雨腥風之上，那則是可悲可嘆的，未必值得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