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柳靜芝

我的父親性格保守，有些怯懦；然而在我年事愈高之後，愈發以為父親這位不折不扣的和平使者，即來自人所認為他的缺憾。

父親二次大戰時是野戰醫院院長，來台灣職任海軍軍區診療所主任，提早退休後，在自開的私人診所行醫三十多年，所行義行仁道數之不盡。

如我母親說的，父親總是縱容。他縱容我的頑皮、縱容隨他從大陸來台的勤務兵的怪癖、縱容打架滋事受傷後去他診所看診的眷村太保、縱容時不時來借錢卻無還的江蘇老家鄰居；他不是也縱容母親的貪玩好強嗎？我想他是寬容。

父親並不縱容所有的事，其實他極具自己的原則，譬如眷村時設牌局，他堅持吾家乃禁區。他一絲不苟，算帳一定要精準；覺得「槍打出頭鳥」，就虛懷謙抑；不肯浪費，一張小紙頭也以為貴；認定「唯有讀書高」，天天閱讀報章雜誌書籍，絕不懈怠。我想，他堅持的都是對自我的要求。

而我父親又是很幽默的，他看書多了，處事對人總別有見解，我把一籮筐的煩惱事向他傾訴後，他一定有話要說，可很少是大道理，常先戲謔我一番。笑談完了，不知怎地，好像不管什麼大事就變得沒怎樣了。

後來我悟解出爸爸把我的煩惱都偷偷的放在他額頭上的、深深的一道道皺紋裡了，真是魯迅說的「甘為孺子牛」。我日後努力讀書，也是怕若成績不佳，會看到爸爸深鎖的眉頭。

最近我作了一幅抽象畫，寫這篇短文時，那幅畫裡流動的色彩與動感，使我聯想到父親。中間濃蘊的強烈顏色，如同父親內心濃濃的情感，由此感情朝四面八方放射，就變為父親一生的行徑與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