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看法是很難改變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的觀點和看法，往往是在一定的時間裡形成的，自然想要改變也需要時間；還因為人大多愛面子，而這樣的改變似乎可能降低了自己的身分。這樣做對嗎？當然不對。既然不對，那麼，就該糾正。而就這方面來說，我們應該向晉代的王羲之學習。

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文學》裡，有這樣一個小故事：

王羲之原本輕視高僧支遁，總是與之保持一定距離。後來支遁找了個機會，與王羲之談論《莊子‧逍遙遊》，他一開口就是洋洋灑灑數千言，且「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竟然讓本來想出門的王羲之敞開衣襟、解開衣帶，打消了出門的念頭，並且戀戀不捨。

應該說，從後來的結果看，王羲之當初對支遁的看法──以為他的學問等與自己未必在一個水平線上──顯然屬於偏見。這偏見到底是怎樣形成的，我們不甚了了，或許是因為道聽途說，輕信了那些與支遁存在某種矛盾和衝突之人的話；也許是因為從前兩人的接觸十分有限，且在這有限的接觸中建立的印象並不好；還有可能因為文人相輕等等。

王羲之乃是今天我們十分熟悉的晉代書法家、文學家，讓人無限景仰；與此同時，我們不該忘記的是，他乃魏晉名門琅琊王氏出身。如此這般才華橫溢、背景顯赫，自身又擁有相當政治地位的人，自視甚高，一般人很難進入他的法眼毫不奇怪。

至於支遁，盡管他是一位高僧，文學方面的造詣也不低，可對於王羲之來說，或許在沒有深入接觸和了解之前，未必能夠看得上。因此，一開始才造成兩人之間的距離。

支遁是聰明的，他抓住了王羲之想要出門但尚未出發的機會，主動與其攀談；而談論的《莊子‧逍遙游》又是他有精深研究的篇目，所以在這過程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才華，讓人不能不佩服、驚嘆。

而王羲之呢，雖然此前對於支遁存有偏見，但是，他跟所有擁有高貴人格之人一樣，服理服人──支遁的言論，高妙就是高妙，佩服就是佩服，並且最終改變了他對支遁的偏見。

王羲之的人格，是不是跟他的書法與文學一樣，都挺值得我們欽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