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學家宗璞，學養深厚，氣韻獨特。
她的小說，流暢而有餘韻。
她的散文情深意長，雋永如水。
她認為人本來就不知道歷史是怎麼回事，
所以人生真是個「野葫蘆」，
1986年，提筆把一生的積聚化作長篇巨作《野葫蘆引》四卷本。
為什麼還要「引」呢？因為她不能對歷史說三道四，
只能說個引子，引讀者自己看歷史，看人生的世態。
她只能「癡心腸在葫蘆裡裝宇宙，只且將一支禿筆長相守」。

北大燕南園57號是個古樸雅致的舊式庭院，它還有一個更為響亮的名字──三松堂。天氣晴朗的時候，不時有人來庭院前憑弔馮友蘭並攝影留念，其實很多人並不知道，三松堂的最後一位主人，也就是馮友蘭的女兒、著名作家宗璞，現在仍舊居住在這裡。這位舊居的主人雖然已經八十歲高齡且身體欠佳，但被後輩稱為「文學財富」的宗璞仍然每天筆耕不輟，堅持著文學創作。

一門錦繡，豈獨文采傳三世

　宗璞原名馮鍾璞，出生於1928年，河南唐河人，其父就是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唐河馮氏，世代書香，馮友蘭的姑姑就是一位女詩人，寫有《梅花窗詩稿》；宗璞的姑姑馮沅君，「五四」時期與冰心、廬隱、淩叔華等齊名，在贈給宗璞的生日壽聯中，馮友蘭曾用「魯殿靈光，賴家有守護神，豈獨文采傳三世」來讚歎馮氏三代女性的才華。宗璞的母親也是出身名門，曾就讀於當時女子的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有著很深的文學修養。

在濃厚的文化氛圍中成長，後就讀於清華大學外文系的宗璞，既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淵源，又吸收了西方人文精神的內涵，在她的身上，既有追求自由、堅持真理的知識份子氣質，又有傳統文人幽雅、淡泊、灑脫、內省的風貌。

小說《紅豆》是宗璞的成名作，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這篇講述校園中愛國與愛情小說發表後曾引起很大的轟動，人們在為其故事感動的同時，也為文壇許久不見清雅的文筆、卓越的才華和溫婉優雅的氣質所傾倒。由於受到歷史運動以及家庭變故等的影響，宗璞的小說創作斷斷續續，風格也有很大的轉變，不過幾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圍繞著知識份子的命運而展開的。

文革之後，《我是誰》、《蝸居》、《泥沼中的頭顱》等一批借鑒西方現代主義技巧、用超現實的荒誕與象徵來反映那個特殊年代，知識份子慘痛遭遇的作品，引起了評論界的廣泛關注。

被視為宗璞晚年最重要作品的系列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已完成的《南渡記》、《東藏記》）則將目光投向了抗日戰爭時期的西南聯大，小說不僅生動刻畫了戰爭條件下知識份子積極堅定的群像，對他們的心理情感也有著深刻細膩的表現。

霞落燕園，悼懷傷逝的親友

宗璞的散文創作也為繁豐，除了一些遊記之外，題材仍然大都取自燕園內的人和物。燕園裡的花草、石、墓、樹、碑、橋，在她的筆下都有了生命，可親可愛又意味深長，在《燕園石尋》中寫未名湖邊的石頭：「路邊隨時可見氣象不一，成為景致的石頭，幾塊石矗立橋邊，變成了具有天然意趣的短欄。雜綴著野花的披拂的草中，隨意躺臥著大石，那愜意樣兒，似乎『稽康晏眠』也不及它。」質樸可愛而又古風盎然的又豈只是那塊大石呢！《紫藤蘿瀑布》是宗璞描寫景物的代表作品，面對著繁盛的藤蘿花，作家感慨道：「花和人都會遭到各種各樣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長河是無止境的。我撫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艙，那裡裝滿生命的酒釀，它張滿了帆，在這閃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萬花中的一朵，也正是由每一個一朵，組成了萬花燦爛的流動的瀑布。」

到了晚年，因身邊親友離去而產生的一系列悼懷傷逝的散文愈加體現了宗璞淳厚凝練的風格，純淨沉鬱而不乏理性節制。對慈母的懷念，對父親的追憶，對小弟的歎惋，對夫君的留戀，還有對身邊逐一逝去的或年長或年輕的朋友的紀念。這些浸滿了書香與智慧的生命在不斷的流逝，然而「他們都是一縷光輝的霞彩，又組成了絢爛的大片雲錦，照耀過又消失，像萬物消長一樣。霞彩天天消去，但是次日還會生出。在東方，也在西方，還在青年學子的雙頰上。」（《霞落燕園》）

蘭玉之質，淡然典雅自芬芳

所謂文如其人，在含蓄蘊藉的文字後面宗璞始終不變的溫婉而優雅的氣質，有論者曾借用「蘭氣息、玉精神」六字來評論宗璞，可謂貼切傳神；在她的身上，既有傳統文人的風骨，又有中國式傳統女性的優秀品格。

作為著名學者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在文革伊始即受批鬥。站在「牛鬼蛇神」臺上時，她積極地自報姓名：「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的女兒！」在那個被推來揉去、受盡了屈辱後的夜晚，面對如漆的黑暗，她在心底發出了吶喊：「偏活著！絕不死！」

然而大多數時候，我們看到的還是她的雍容和典雅。她天性淳厚，熱愛童話創作和兒童視角的寫作，即使到了老年也仍常常流露出天真可愛的性情；她才情卓絕，《南渡記》、《東藏記》中的古雅詞曲讓人不由擊節歎賞；她一生淡泊，從沒想過要去獲取世俗的地位，以致晚年延醫用藥都遇困難；她侍奉父母至親至孝，父親在世時，她是秘書、管家兼門房，醫生、護士帶跑堂，父親去世後，她繼續整理出版其著述，讓中國哲學思想繼續發揚光大；她還是位賢妻良母，陪伴夫君一路走過無數風雨，一往而情深，只可惜長相守誠不易，在悼念夫君的《蔡仲德三周年祭》中，她深情地寫到：「我覺得，只要有他，實在別無所求，但是他去了。所幸的是他的力量是這樣大，可以支持我，一直走上火星。」

如今，她生命的長河在經歷了無數曲折之後更加深沉而壯闊，不過在很多人心目中，宗璞永遠都是「中國文壇的大家閨秀」。

菩提方知，三生石上越苦難

雖然宗璞很少談到她的佛教思想，不過得力於深厚的家學淵源，佛教對她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這從她的作品中可見一斑。方知與菩提這兩個帶有濃厚佛教色彩的詞語是她的代表作《三生石》裡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小說描寫了文革年代的一段真摯愛情，有宗璞和她的先生蔡仲德相戀故事的影子。在那個「不知下一分鐘會有什麼厄運」的時代裡，面對深重的憂患與苦難，幾個文弱的知識份子用善良、堅忍和慈愛戰勝了恐懼和哀傷，維護了生命的尊嚴，也實現了自我超脫。小說的結尾，雖然方知和菩提一對有情人終成眷屬，但隨著摯友慧韻被隔離審查，他們的前途更加難測，在點燃了新婚之燭後，「他們一同默默地凝視窗外燃燒著的三生石。活潑的火光在秋日的晴空下顯得很微弱，但在死亡的陰影裡，那微弱的、然而活潑的火光，足夠照亮生的道路。」人生的道路幾多艱險，在處以絕境難以自救時，來自他人的慰藉和溫暖足以成為指路的明燈和療救的靈藥，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理解和關愛以及那種溫暖、單純而真摯的人情是宗璞始終追求與呼籲的。

宗璞還很喜歡以僧人自喻，曾說道：「我覺得自己好像托缽僧人，多年雲遊，受了許多恩惠，不覺苦楚，倒是生出了不盡的感謝之心，便是這樣，也是快樂的。」她還寫過一個《自度曲》來表達自己的創作情懷：

人道是錦心繡口，怎知我從來病骨難承受。兵戈沸處同國憂。覆雨翻雲，不甘低首。悠悠！托破缽隨緣走。造幾座海市蜃樓，飲幾杯糊塗酒。癡心腸要在葫蘆裡裝宇宙，只且將一支禿筆長相守。

　感恩也好，隨緣也好，面對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宗璞積極汲取了很多頗感共鳴的觀念，在滋養自己的心靈和人格的同時也加以詮釋和推廣，這正如她在《小說散文選》的題語：「若能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增添一點抉擇的力量，或僅只減少些許抉擇的痛苦，我便心安。」

風雨八十，三松依舊在堂前

三松堂是馮友蘭晚年時候命名的，雖然緣起房前的三棵松樹，不過也喻指了房裡居住的三位老人：馮友蘭和他的女兒宗璞、女婿蔡仲德。房前那三棵松樹中的兩顆已先後枯死，北大的園林工人後來又補上了兩棵小油松，一棵「樹頂圓圓的，宛如垂髫少女」，另一棵則「像是個小娃娃，人們說它是仙童」。堂前三松依舊，可惜三位老人如今只剩下了宗璞一位。

2007年11月2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了宗璞的80壽辰暨文學創作60年座談會，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副主席作家張抗抗、著名作家周大新等都到場祝賀。一直戲稱自己為「四餘居士」（運動之餘、工作之餘、家務之餘、病痛折磨之餘）的宗璞如今又加上一條：「我已進入耄耋之年，成為真正的老年人。這一階段可以說是人生的『餘』了。」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宗璞的眼疾逐漸加重，然而這並沒有阻擋其在文學的道路上的繼續前進，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的《東藏記》就是她在幾近失明的情況下口述完成的。健康的我們很難想像宗璞如何在看不見的情況下處理這樣一部線索紛繁、人物眾多的小說，她說自己「像一隻螞蟻，很小的螞蟻，認真努力地在搬沙，銜一粒，再銜一粒，終於堆起一座小沙丘。」又說：「我寫得很苦，實在很不瀟灑。但即使寫得淚流滿面，內心總有一種創造的快樂。」在這快樂的推動下，《野葫蘆引》的第三卷《西征記》也已完成了三分之一，雖然大家都非常盼望這部反映中華民族知識份子命運的系列小說能夠圓滿完成，可是又擔心辛苦的創作會繼續損害其健康。

不過，也許正是創作的支撐，才使得她的文學如生命一樣更加頑強，也更加堅韌。張抗抗稱宗璞和她的文學作品具有堅韌的品格，而這種品格「是從烽火硝煙的戰爭年代到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間，取材於大學校園和寧靜的書香庭院之間，生成於時代大格局、大氣象和日常生活、個人價值之間，搭建於中國文學傳統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精華的橋樑之間；介於知識份子的硬骨剛性與女性柔情之間，猶如骨肉之間的韌帶一般，不折不撓、不離不棄的精神氣質。」這便是宗璞的人和文的韌性之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