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劉翔霄、王菲菲

它從東周時期「穿越」而來，是中國大陸首次出土的、可與文獻相對應的盟誓資料；它源於社會動盪，為研究東周時期的中國社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引發考古學界、古文字學界、歷史學界專家學者的長期關注，至今有謎待解……

侯馬盟書，兩千多年前晉國人用毛筆書寫的文字實物資料。作為一份豐厚的人類文化遺產，它不僅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實物，對於認識當時的盟誓內容、禮儀，以及過程等，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和價值。

年前的相遇

侯馬盟書的發現，源自一九六五年寒冬，晉國最後的都城「新田」——今日山西省侯馬市晉國遺址附近，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

但這一年的十一月，根據城市規畫，侯馬市新田路南側要建設發電廠。「此前，侯馬晉國遺址已經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任何基本建設用地之前要進行考古工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田建文向記者講述道，有鑑於此，考古人員在建設工地一帶進行了勘探。

這次勘探有了新發現。在距侯馬東周古城組東南約二點五公里處，東西長七十公尺、南北寬約五十五公尺的範圍，分布著四百多個長方形豎坑。

隨即，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文物管理站派出考古人員陶正剛、張守中、梁子明等人參加發掘，幫助發掘的工人是曲沃縣農業中學勤工儉學的師生。按照考古發掘的程序，一切都在按部就班進行著。

十二月九日近午時，同學們在一個豎坑取土時碰到了一件件帶土的石片，上面隱約有朱書字跡。這一發現使大家感到十分新奇。於是，這個人拿一片，那個人拿一片，石片立刻分散了。

正在工地的陶正剛得知此事，馬上查看了現場。隨即透過老師，向同學們宣傳保護珍貴文物的重要意義。經過動員，已經分散的六十件石片重新聚集到一起。

「同學們交回的這些石片，正是侯馬盟書誓辭總序的一件重要標本，發現這些石片的豎坑正是一處祭祀坑。」田建文說。

參與發掘的考古學者張守中回憶說，那時的考古工地條件非常艱苦，午飯時陶正剛還要在工地值班。張守中吃過午飯，步行去工地換班，在侯馬火車站南道口東側兩人相遇。

時隔五十六年，對於兩人相遇的一幕，這位八十六歲高齡的老人記憶依然清晰。「不知是因為天氣冷，還是因為發現了珍貴文物，陶正剛同志臉色通紅，見了我激動得幾乎連話也說不出。他從背包中取出幾件用手帕包著的石片給我看，但當時我首先注意到的，卻是他正在顫抖的手。」張守中說。

發現上千件盟書

從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侯馬盟誓遺址的發掘歷時七個月，共發掘長方形豎坑三百二十六個，其中四十二個豎坑內發現有寫在玉、石片上的盟書一千五百多件。

發掘人員留下了這樣的場景紀錄：「這些長方形的豎坑深淺不一，深者五點七公尺，淺者則零點二公尺。坑口大小亦有差異，最大者長一點六公尺，寬零點六公尺；最小者長零點四公尺，寬零點二八公尺……一般每個豎坑埋牲體一具，埋葬姿勢或俯或仰或側，無一定律，部分似活體。」



實體出現 價值珍稀引起轟動

很快，侯馬晉國遺址發現古文字的消息傳到了太原、北京。中國大陸國家文物局立即派出著名文物專家謝辰生和原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頷，會同現場的專家，一起查看了朱書文字的石片標本。

坑內發現大量石簡

「盟書剛被發現時，大家無法判定它究竟是什麼，因此立即進行了上報。」張守中說，北京的專家還帶了些標本回京，請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幫助鑑別。

此時，由張守中臨摹，張頷寫成了〈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一文。文章描述道：「坑口距地表六十公分到七十公分，坑內大都是牛、馬或羊的骨架，牲首方向多為北偏東五度到十度，同時在一些坑內發現了大量的石簡、玉塊、玉片。」

「經過識字、聯句、篇章組合的過程，發現每塊玉石上均各書一篇完整文字，最多者九十八字，一般為九十二字。內容基本相同，只是篇首祭祀人的名字不同……書法有的纖巧，有的灑脫，不是一個人的筆法。有的字跡小到零點四公分，筆鋒非常清晰，可知其皆用毛筆書寫無疑。正因為每篇文字內容相同，這樣對復原其章句就有很大的方便……」

郭沫若在看過朱書標本及張頷文章後，也寫出〈侯馬盟書試探〉一文，並首次提出「侯馬盟書」一詞。文章說，「我認為：這些玉片上的朱書文，是戰國初期，周安王十六年，趙敬侯章時的盟書，訂於公元前三八六年，距今二千三百五十二年……每篇銘首一字均為人名，有幾個不同的人名。除此之外，文辭大抵相同，即是具體的盟誓……文字的復原可能有些不準確的地方，但文義大體上是可以通曉的。」

文章還提出：「盟首『章』字當即趙敬侯章。其他不同的人名字是與敬侯同時歃盟的人……除總序外，人各具一盟書，盟文相同，而人名各異，不是把所有盟誓者之名字寫在一通盟文之上。」

「兩篇重磅文章共同發表在考古學界三大雜誌之一《文物》月刊同一期，即一九六六年第二期。」田建文說。

重要性非比尋常

緊接著，一九六六年《考古》第五期又刊登了著名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陳夢家的〈東周盟誓與出土載書〉。根據記載周代禮樂制度之一的《周禮》中的「載書」，陳夢家認為，侯馬出土石簡即是晉國的「載書」。

張守中、田建文告訴記者，盟書即載書，但「盟」語意結盟、盟誓，對現代人來說通俗易懂，因此，這批朱書文字後來的通行名稱是郭沫若確定的「侯馬盟書」，而考古發現這個地點就稱為「侯馬盟誓遺址」。

侯馬盟書成為繼河南安陽殷墟甲骨文、商周時期銅器銘文、戰國至漢代竹簡以來，中國早期文字的又一重大發現。而它的意義還遠不止於此。

「古文獻記載的盟誓很多，但並沒有發現盟誓實物的先例。侯馬盟書的出土，是中國首次出土的與古文獻相對應的盟誓資料，其重要性非比尋常。」張守中、田建文，以及中國考古學會夏商、兩周專業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山西大學北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考古學系教授謝堯亭等人向記者證實。因價值珍稀，一九九五年十月，侯馬盟書被評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十大考古發現。



春秋時期 司空見慣的盟誓

那麼，侯馬盟書是怎樣來的？它誕生在什麼樣的社會背景下？

田建文告訴記者，盟誓是春秋時期的一項主要社會行為。西周初期實行封建制度，分封了許多的諸侯國。春秋以前，天子與諸侯之間，有約定的誓言，但無詛盟。

「進入春秋時期，諸侯們都無視周天子存在了，開始了大範圍兼併和稱霸戰爭，禮樂征伐都是諸侯自己說了算。」田建文說。

無奈之下，周天子開始任命「侯伯」。「侯伯」就是諸侯國裡的老大，諸侯國得到「侯伯」任命以後，就可以替周王討伐不聽話的諸侯，也相應擁有稱霸天下的資本，即所謂的「霸主」。這時候周天子和諸侯國之間、諸侯各國之間、諸侯國內部的貴族之間，就要靠盟約和誓辭來約束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統稱為「盟誓」。

第一位「侯伯」是齊桓公。公元前六三二年晉文公「城濮之戰」勝楚後，晉文公成為第二位「侯伯」，這種情況一直持續至晉國霸業結束。

春秋早期，晉國發生過分封到古曲沃的庶子，取代嫡長子的「曲沃代翼」事件。晉獻公汲取其中教訓，把直系親屬統統廢黜，而異姓卿大夫迅速崛起。最後「六卿之亂」殃及整個晉國，接著「三家分晉」，晉國滅亡。

「春秋時期爾虞我詐盛行，彼此之間不信任，便產生盟誓文體。」田建文說，晉侯與卿大夫結「盟」，結盟內容依照舊例叫作「命」。「盟」與「命」是東周時期的怪胎，如此而已。

據張頷《〈春秋左傳〉盟誓表》統計，共有一百九十六次盟誓，其中晉國參與的就有五十七次。

新華社港台部供稿